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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料 史学研究必须以可靠和充分的史料为基础。这一点，余英时已做了很好的解释：“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15)然而，什么才是可靠的史料呢？年鉴学派学者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16)使用原始资料如此重要，这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似乎都是不说自明的常识。然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原始资料？原始资料都可靠吗？ 史学研究中，通常把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第一手史料也被称为原始资料(或者原始史料)。什么是原始资料？林国华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才能算作原始资料，包括历史遗物、当事人或在场人对亲身经历之事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的记载等。(17)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史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指的是未经后人加工的资料。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因为其原始性，即未经后人加工的性质。然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我们认为是原始资料的史料或者第一手史料，果真是未经加工的史料吗？事实上，除了一些民间契约等之外，上面说到的“历史遗物、当事人或在场人对亲身经历之事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的记载等”，未必都是未经加工的材料。因此，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材料或者第一手史料，指的是关于某一事情的最早出现的记载。 为什么最早出现的记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任何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都不免会走样，时间愈久，经过传递的人愈多，走样也就愈大。1920年代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史料，都是经过多代人的多次加工而“层累地造成”的。不仅如此，如果最初的信息本身就有错误，那么经过多次加工后，以讹传讹，其谬误就更大了。这种错误的信息经过层层加工，最后成为众口一词的“真实”，正如著名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的成语所表现的情况，即使原来的假的记载，后来也会变成“事实”。因此，即使是最早出现的记载中的信息，其中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仍然需要仔细辨认。顾颉刚在1921年6月给王伯祥的信中说：“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周，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18)从源头上查明了先前所公认的古史，其史料来源原是伪书，那么要重建真正的古史，就必须另起炉灶，寻求可靠的史料(例如从甲骨文、金文、墓葬品等新来源获得史料)。因此，查出历史事件的记载之源头并辨别其真伪，对于史学研究至为关键。为了克服以往史学中忽视史料真实性的弊病，实证主义史学极其强调使用最早的记载的重要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描述实证主义史学时说：“这些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其中每一个字都有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那是脱离了上下文的，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想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到一种综合性汇编的地位。”(19) 然而，问题还不到此为止。即使找到最早的记载，它们是否又都是可靠的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必须看看这些记载是谁记下的。换言之，要了解记载者的史学素质，以及中国传统史学要求史家所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才、学、识是专业技能，而德则是专业操守，核心是忠于事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20)他说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特别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21)在史德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秉笔直书，忠实记录发生的事情。因此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正直史家秉笔直书所记录下的事情，也不一定真实可靠。 其次，我们还要看看这些记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史学氛围中写出的。自古以来，史学家们就以齐太史、晋董狐为楷模，一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的人格和职业道德，至今仍为历史学者景仰。但是从记录事件的真实性来说，董狐的做法是可以争议的。董狐之事见于《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董狐的勇气和正直确实了不起，但是他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却不能说是真实记录，因为尽管赵宣子可能与弑君之事有关，但弑君者并不是他。孔子明知赵宣子是受人所累，但同时又称颂董狐是良史，原因是孔子认为写历史的正确方法是“春秋笔法”，即“笔则笔，削则削”，也就是根据道德判断对事件记载进行取舍，从而使得历史记载起到“警世”和“资治”的作用。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刘知几也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经过这样的取舍和加工，所得出的历史自然并非真正发生过的事，而如《历史的真相》所说的那样，“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 从上述情况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我们以往相信的许多“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否是真实事实，还需考证。在这方面，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出自《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原文如下：“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进，儿得活”。《宋史》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这段记载出自这一来源，其可靠性似乎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情况，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而《宋史》的修撰是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成书。从司马光辞世到《宋史》成书，中间已隔了近三个世纪，因此很难说这条记载是真正的原始记载。其次，《宋史》由元朝丞相脱脱、阿鲁图主持监修，修撰十分仓促草率，仅两年就了事。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宋史各传回护处”条中说：“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惇、吕惠卿、蔡榷、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着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着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由此而言，司马光砸缸的记载也大约是出自相关的家传、行状、录笔、谈遗之类。因此，如果司马光幼时砸缸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就很可能是他的“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之举。 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件记载，我们都要考虑以下问题：该文本是谁写的？他(她)为什么要写？在什么时候写？在什么情况下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写是为给什么人看？写出后经过什么人加工？该文本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待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可能这就是一个故事，而非事实。 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22)由此可见，第一，“官书”中史料，在运用时要非常谨慎(例如《宋史》等关于司马光砸缸一类的记载，就很可能不可靠)；第二，要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成果获得公信力，必须获得可靠的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