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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朵金花”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在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特征作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民战争问题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甚大，却由于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时至今日，“五朵金花”关注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深入反思前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 关 键 词：“五朵金花”/“十七年”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古史分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与历史考证学派关系研究”(13BZS006)和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从唯物史观史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30-1966)”(2015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越，196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下文简称“十七年”时期)，中国史坛对“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现象之一，其论辩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涉及问题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讨论程度之深入，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五个问题中的大部分仍分别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持续研究中，但是作为整体概念的“五朵金花”问题则遭到质疑或诟病。21世纪以来，回顾、反思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论著渐次出现，对“五朵金花”中诸问题的不同看法、对“五朵金花”现象的不同评价也逐渐增多。①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五朵金花”问题再作审视，希望从中获取一些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效认识与评价。 一 “五朵金花”的称谓及由来 “十七年”时期对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等。②其中的前五个问题，通常被合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出自翦伯赞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向达的发言：“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来进行攻击。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③向达原话是如何说的已不可考，但是在一些他人回忆向达的文章中，“五朵花”所指代的问题有些出入，“他(指向达——引者)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还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④。“展开‘大鸣大放’时，向先生认为在历史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只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⑤这两种说法，用近代史分期问题替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考虑到翦伯赞是在9月18日召开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的公开发言中批判向达的“五朵花”言论的，此发言又发表于同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故“五朵花”所属的五个问题，应以翦伯赞所说更为准确。 笔者至今未见在文革前有人称“五朵花”为“五朵金花”⑥。史界“五朵金花”的称谓，最早被使用大约是在文革结束后。赵俪生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大选题？例如‘五朵金花’就是大选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民族共同体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⑦1988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载有孙祚民的《读〈对农民一个历史侧面的考察〉》一文，文中提到“五朵金花”：“被誉为史坛‘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经过一段飘零冷落之后，近几年陆续发表、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198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四十年》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大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表现出对史学理论的极大兴趣。史学界称誉这五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⑧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也提到：“在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先后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⑨至此，“五朵金花”一词的使用，已经为史学界所认同，而“五朵金花”所指代的五个问题虽仍略有出入，⑩却也基本确定，即向达、翦伯赞首先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五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 “五朵金花”盛开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时期，却孕育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建构过程中的晚清民国年间。古史分期问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由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入到讨论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而出现的。如果再看得远一点，则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其以西方社会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尝试，便已经具有了按照某种历史理论对历史发展做阶段性划分从而凸显历史分期问题的倾向了。社会史论战的主导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讨论问题的焦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起讫何时、有何特点以及何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首次对古史分期问题做了较全面的论证，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古史分期问题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时期，唯物史观史学派中的那些具有中共党员身份或政治立场归属中共的学者，逐渐聚拢在延安和重庆地区，从事史学研究，真正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11)延安地区的《中国文化》(1940年2月创刊)就古史分期有过讨论，范文澜在延安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首次把五种生产方式说系统运用于中国通史撰述中的古史分期上。吕振羽、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也都阐明或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分期观点。 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问题，是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唯物史观史学话语体系中更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课题，也是古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直接面对中国历史实际的主要问题。“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在建国初或在解放以前，便在他们的论著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大都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私有制，即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但在具体阐述上彼此间不尽相同。”(1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否已经存在？是怎样在中国历史中酝酿产生的，即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有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3)在此前后，如邓拓、吕振羽等人均有相近论述。(14)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一直都是以“盗”“贼”这样的负面形象记入史籍的，近代中国史学的新的史学观念以及专制制度的被推翻，都使农民战争史研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太平天国和捻军研究为重点，民国时期农战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5)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农战史研究的结论依据，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农民战争的记述中，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延安的“整风文件”，更说明中共对农战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重视程度。 近代民族观、国家观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夷夏观”的冲击始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后。简单地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在现实中更不可行。梁启超等较早地试图以中华民族的实际特征来阐述民族的定义、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的发展，各种新型中国通史都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作为关键性问题来处理。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的《中国民族史》的出版，(16)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中中国民族史的专史研究领域的形成。抗战时期顾颉刚、费孝通、傅斯年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使民族问题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更受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极为重视民族史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复申明“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本身，也改变世界史”(17)。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18)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19)分别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问题和考察各民族历史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五个问题不惟唯物史观史学所独有，如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样重视，然而将其纳入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便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 况且，民国时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因现实政治而起，又因各种现实原因而很难有充分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如社会史论战，“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全国解放后三十多年的事情。”(20)何干之总结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1)翦伯赞和吕振羽也有同样观点：“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起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当时的论战，一般还限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的地步，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23)再者，战争年代的学术是以实现革命胜利为第一要务的实际状况，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在学术层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如翦伯赞撰述《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24)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前不具备的研究条件与学术环境已经具备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很薄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有些成绩，但是和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与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相比，是不大相称的。中国史学家有责任把中国历史学的水平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25)“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