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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绽放 “五朵金花”中率先开始引发讨论的是古史分期问题。1950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郭宝钧的文章《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对殷墟墓葬中被集体殉葬之人的身份是否是奴隶提出质疑，郭沫若随后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认为这些殉葬者即为奴隶身份，殷代是奴隶社会。1952年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出版，书中论证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明确了他的“战国封建说”。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意见，主要有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的“西周封建说”。这两三年之间，更多的史家还处于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对新的史学环境处于观望中，讨论并未开展得十分热烈，向达说：“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问题，在历史教学上是需要予以解决的，但是就讨论不起来，几篇文章之后，不闻嗣响，好象有所顾虑似的。”(26)从1955至1956年，讨论进入高潮期，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为首，加之“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等多种“封建说”并立的局面。1957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史学革命”期间，古史分期讨论较为沉寂，到了1959年郭沫若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7)，讨论再度活跃。(28)当时多数知名史家都参与到了古史分期讨论中，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成长起来，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文中一改以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认识，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的观点，旋即引起巨大反响。此后直到1965年，已发表约150篇讨论文章。(29)1962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编)(30)，上编收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理论或史实的探讨文章22篇，下编收入对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或朝代的土地所有制的具体研究17篇。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之所以能够很快受到关注并迅速盛开为一朵“金花”，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关键性意义，“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31)。讨论的主要观点，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以及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并存为主。 “十七年”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始于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对一部小说的解读引发史学界的大规模讨论，这看上去有点奇怪的现象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此前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邓拓本人更是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就提出了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已经产生有“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苗芽”的观点。(32)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探讨只不过是史学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的一个契机。此后的十年间，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持续高涨，发表论文有200余篇，(33)出版了多种论文集、专著。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对当时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在各种具体的手工业商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状况等。 农民战争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跃而为史学界显学。从1949年至1957年，主要是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民战争的论断，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作用作正面阐述，扭转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的负面形象，同时系统整理和出版农战史史料，发表了600余篇文章，出版资料集、论文集及各种相关出版物达70余种。1958年开始，受到史学研究“厚今薄古”口号的直接影响，农战史研究的热潮更为高涨，研究内容转向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等理论问题的探讨。至1966年，发表文章数量竟多达两千余篇，出版数十种专著、论集等。(34)“五朵金花”中以农战史这朵“金花”开得最为鲜艳夺目。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金花”之一则是缘于范文澜195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35)一文，该文针对苏联学者根据斯大林民族问题理论所认定的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36)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尽管范文澜的观点还是在斯大林作的民族四个特征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的，但是依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讨论先在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内部进行，(37)后来扩展到全国范围。1957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和斯大林光环的削弱，讨论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汉民族问题被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38)。20世纪60年代后，转变为对“民族”译名问题和对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性质、民族政策评价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热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翦伯赞说：“解放以来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39)作为“十七年”时期“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40)，不论从当时还是从今天来看，“五朵金花”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意义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历史理论问题。“五朵金花”的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 “五朵金花”的花中之冠当属古史分期问题。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后，中国近代史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时不再是简单地以朝代更迭为标准，而是以某种历史观为基本理论贯彻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与撰述，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即古史分期并非简单地是对历史阶段划分，而是某种历史观的反映，是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展现。唯物史观史学一开始在中国出现，遇到的就是古史分期问题，而唯物史观史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背后的原因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等现实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纠结于其中。到了“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问题的现实诉求，已经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望从社会史性质的讨论中寻求现实政治出路，转化为从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学术与政治的权重发生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中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成为首要任务。1950年开始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始于对殷周人殉问题判别其时代性质，到对“众”、“庶人”身份的识别来证明其时代属性，再发展到以生产工具、土地制度、生产关系等因素确定分期标准，总体上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具体特点相结合、古代生产力状况、农村公社、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在以往中国史学中从未有过的深度考察。 由古史分期问题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中更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结合翔实的材料做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十七年”时期参加讨论的学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则是生产关系的首要环节；因此，弄清楚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41)通过讨论，对“‘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42)。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深入，除了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多种“萌芽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社会性质的关系等问题之外，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了商业、手工业(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等)、农业、“市民运动”等方面，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实证研究收获甚丰的局面。 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看待历史问题的另一个典型，是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都决定了对待汉民族形成问题不仅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且不可能不考虑这个看似历史问题背后所包含的重大现实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问题的历史解释受控于现实政治的诉求乃理所当然。当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语得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结论而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中国现实的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发生抵牾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时的语境下，尚不可能正面驳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苏联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所下的结论，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所用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二字：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43)。范文澜对批评他的文章并未回应，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但是，不论从何种角度说，这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都可以看作是“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中、“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史学界用中国历史套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前提、政治运动的不断干扰(如对持“魏晋封建说”观点的学者的批判、对“无奴隶社会论”者的批判、对尚钺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批判等)、把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奉为学术真理、对史料的不同理解等，是“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问题的学术讨论受到各种掣肘、依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因素。其中反映最明显的当为农民战争问题。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在“十七年”时期如此高涨，与新政权的建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对农民战争的论断、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倍受重视等都有直接关系。就问题本身而言，从对史料的整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44)等一系列具体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然而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来看待，致使其学术指数明显降低，连在讨论中出现的对农民战争后果稍显客观的“让步政策”之说，也使翦伯赞等人受到了严厉批判。农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赵俪生因农战史研究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预过强而“只好忍痛割舍了”农战史研究，“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勇气把它重提起来”(45)。 “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绽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所起到的引领作用不可低估。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分别由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发其端，引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邓拓，同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尚钺、翦伯赞等史家也对讨论产生有重大影响。另如刘大年、尹达、黎澍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在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大批在民国时期已经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如郑天挺、贺昌群、谷霁光、童书业、白寿彝、杨向奎、唐长孺、傅衣凌、张政烺、王仲荦、杨志玖等著名史家，通过参与“五朵金花”的讨论和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中，看得出他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变化。(46)赵俪生、孙柞民、漆侠、胡如雷、高敏、蔡美彪、宁可、王思治等在当时更为年轻的学者也是在“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中，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五朵金花”讨论是促成中国史学版图和学术谱系重新排列的主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