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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如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历程》，《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②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③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第7版。 ④阴法鲁、萧良琼：《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沙知编：《向达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7页。 ⑤夏应元：《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事》，沙知编：《向达学记》，第190—191页。 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相关记载称向达或翦伯赞因为一部名为《五朵金花》的电影片名才把这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朵花”或“五朵金花”，则属不确，因为电影《五朵金花》是1959年首映的，而“五朵花”在1957年就提出来了。 ⑦赵俪生：《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⑧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⑨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⑩如刘新成主编《中国学术百年·历史学百年》中说：“从50到60年代，中国史学界集中探讨的古史分期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土地所有制问题，都是古代史领域中的问题，后被称为‘五朵金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又如李文海、龚书铎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的“主编前言”中说：“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1)大约从社会史大论战前后开始，许多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个人认为，唯物史观派中包括了各种党派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抗战时期，以延安和重庆两地的学者为主，除了运用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之外，他们的政治身份也比较统一，由他们逐渐充实起来的史学，应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的主要学者，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详见拙文《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2)王思治：《“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概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14)详见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第107—10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16)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初版于1928年，1934年北平文化学社再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18)李维汉主编《回回民族问题》最早于1941年出版于延安。 (19)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初版于1947年，大连大众书店。 (20)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十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第33页。 (21)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59页。 (2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38页。 (23)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 (2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1页。 (25)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 (26)方回(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报》1953年10月3日，第6版。 (27)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28)参见谢天佑《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 (29)见启循《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 (30)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编，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31)朱绍侯：《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 (32)邓云特(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 (33)详见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第109页。 (34)参见陈梧桐《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第204页。 (35)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6)苏联学者叶菲莫夫1952年访华期间与中国学者谈了民族理论问题，回国后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该文译文发表于《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文中的结论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 (37)参见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科学通报》1955年2月号。 (38)丁小丽：《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20世纪5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再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3期。 (39)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40)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第4页。 (41)杨志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1年第10期。 (42)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43)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44)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第38页。 (45)赵俪生：《关于两门专史研究的回忆》，《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46)参见拙文《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47)《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庞朴为该书作“序言”。 (48)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 (49)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第232—233页。 (50)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51)近十几年来，对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学术论争的学术史梳理的著述相继出版，如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2004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中国学案丛书”(2010年)等，这些成果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形成展开、各种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为研究、评价“五朵金花”现象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蒋海升著《“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是迄今唯一一本以“五朵金花”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专著，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论争历程，于审视“五朵金花”学术脉络、深层蕴意等方面有明显推进。 (52)参见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53)参见李根蟠、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16—132页。 (54)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5)参见《“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56)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7)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历史学评论》第1卷，第106页。 (58)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 (59)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60)彭卫：《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61)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第2版。 (62)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6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64)王学典、蒋海升：《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