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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五朵金花”的回顾和反思 1978年以后，渐回正常轨道上的史学界在“五朵金花”等问题上重新开始了讨论，然而当年“五朵金花”的生存土壤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47)，对“十七年”时期热议的，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十余个历史理论问题的各种观点一一进行了梳理和“举要”，实际上已经具有总结的意味。此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惟曾经与“五朵金花”所受到的关注度不相上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长期停滞)问题，“却仿佛显示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48)，对此，何兆武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认为：“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49)文章针对该问题所提出的质疑，论证视角独到，思路别辟蹊径，得出的结论前所未见，而同样的质疑大概也可以落实到那些“金花”上面。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开始出现。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做专门考察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的性质定位为“假问题”、“真学术”，认为是“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假问题”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如林甘泉认为：“既然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推动了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许多收获，是‘真学问’，这些问题又怎么能说是‘假问题’呢？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的问题尚且不能说是‘假问题’，把没有得出结论，但讨论不断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获的问题说成是‘假问题’，在逻辑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50)无论如何，在基本处于被冷落状态的这段时期里，王学典的文章高调重提“五朵金花”，将目光重又聚焦于曾经争奇斗艳的“五朵金花”问题上。(51)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古史分期问题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分期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更具体的讨论首先表现为，对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形成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来看，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52)另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认同“无奴隶社会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53) 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的争议尘埃未定，“封建”问题硝烟又起。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古代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一词，并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54)。一些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另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以后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55) 马克垚指出：“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56)李振宏则认为，凡是涉足于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精髓，则已深植于他们的思维理性之中”(57)。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更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构成直接影响。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58)与具体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做宏观的发展阶段式的阐释，必然具有特定时期历史观的理论侵染和强烈的现实诉求。回顾这段学术史，如果着力以今人对当时历史理论的理解程度去质疑当时的学术观点，或刻意将当时的现实诉求作为批评当时学术行为的依据，也需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阎步克认为：“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59)“十七年”时期的古史分期讨论，其起因、语境、问题意识及观点结论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史论战时期有很大不同；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与“十七年”时期又有差异。当前中国史学界已经注意到存在有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而以往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彭卫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随后的研究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将中国历史道路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共性’，转变为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过程。其间走过了一些学术弯路，现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质这一难题。”(60)那么，深入反思前人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当年张荫麟评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61)在今天我们又看到类似的评价：“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从而使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创新度相当之高。”(62)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中外史学碰撞、结合的过程，阎步克指出：“‘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了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概念也是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最大的理论平台。 现在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引发学者的特别重视，在发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该问题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在当今学术界获得肯定最多的“金花”之一。该问题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究其原因，其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是不争的事实。从多个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深层意义，不失为考量“五朵金花”之得失的有效途径。 时至今日，曾经花开繁茂的农民战争问题却成为“五朵金花”中最受冷落的一朵，“十七年”时期的农战史研究过分政治化是造成今天无人问津农战史研究的根本原因。但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产生有包括改朝换代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有的国外史学评论家认为，由于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以及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6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农战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上，还是在对农民战争本身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汉民族形成问题在“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中，与其他问题相比，在规模和成果数量上并不突出，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却显得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当下受到各方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五朵金花”在今天的境遇虽各不相同，然而其具有的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其获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使中国史学受益甚丰。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超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裹挟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怎样评价其来龙去脉，怎样看待其学术影响，并非轻易就能完全说得清楚。当年“五朵金花”讨论中的参与者赵俪生先生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我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所以它不免带有幼稚的性质，有相当的幼稚病……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64)在笔者看来，经过一段时期对“五朵金花”的较多批评和各种评价之后，随着“五朵金花”蕴含的深层学术价值的渐次显现，其带给我们或许有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