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长住后，在华语世界里努力提倡写书评的风气，并自愿担任某学术期刊的书评编辑多年，更喜读《上海书评》，每周日一见，办得有声有色，为之鼓舞不已。书评之所以值得提倡，不仅因发达国家的期刊登载大量的书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书出之后有人读、有人评，才有意义，学术才会因商榷而后有进步。 书评的写作有其基本规范，要评论一本书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书的内容，评论书中内容要针对议题，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不作说明，才能对作者与读者有所交代。然而姚大力先生评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既不介绍全书的内容，又不认真对待书中提出可资商榷的议题，仅偶尔一提作者及其论点，他的基本心态是认为我们的“商榷”是无端的“攻击”，应该虚心向“新清史”学习，完全不理会我们针对“新清史”所回避的问题，以及扭曲基本事实的缺失。他说“收入本书的八篇论文里，只有一篇对‘新清史’有比较具体的正面肯定，还遭到主编者在‘导论’中的长篇批评”。这话是针对我而来，却不敢明言，如何肯定、如何批评、批评是否有理，皆一概不论，这不是论学的态度。总的来说，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打个比方，律师要替被告辩护，总要了解被告的种种，才有可能打赢官司。要为“新清史”代言，至少要读懂“新清史”作者群的原书。 姚先生认为汉化是“旧故事”，不值得再说，这可不是“新清史”作者们的认知。他们面对“汉化”如临大敌，因为不仅中国学者有此说，而且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持此说。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必须要批判的“大议题”，要纠正的“错误故事”。例不细举，便知他们是不认同“汉化”的用词与概念的。请看欧立德 （Mark Elliot）说：“尽管满洲的同质化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象征，必须说：用‘汉化’一词来描述此一过程，是相当错误的。”（Despite the many and varied signs of Manchu acculturatio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using the word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is rather misleading.）（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p. 28）克劳丝蕾（Pamela K. Crossley）女士拒绝汉化之说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见她所作“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文，载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p.2]。她又说：“继续不断地用此词（汉化）模糊了清朝许多政治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势必有将中国认同束缚于二十世纪早期极其夸大矫饰的民族主义之虞”（The persisting use the term has obscured man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ore important, threatened to shackle Chinese identity to the rigid conceits of nationalist rhetor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223-24）。克劳丝蕾汉名柯娇燕，我认识她，知道她早已放弃这个汉名，很不愿意再听到它；她连汉名都不要了，可略见她厌恶汉化之甚。姚先生认为她不是“坚定的反汉化论者”，既不知其人，也未读懂其书。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更引用柯娇燕之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是清朝终结之后，于1912年在讨论国家定位时才出现的 （见罗书第2页）。足见这几位“新清史”健将是不认同“汉化”这个名词与概念的，大有去之而后快的意思。姚先生认为“汉化”是被新清史所接受的结论，是严重的误读与曲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