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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说“抵制全盘汉化当然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汉化的全盘否定”，但何、罗辩论“汉化”所用的英文字都是“Sinicization”，从未有过“全盘汉化”（wholesale Sinicization）的提法。姚先生要为“新清史”辩护，加上一个“全盘”来曲解“汉化”，可谓用心良苦。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事实上，如何炳棣所说，汉化乃是一漫长过程，可追溯到史前；在这一过程中，多数所谓汉人也难免不染胡风，甚至有胡人的血统。换言之，在理论上，即使是汉人也不能说是“全盘汉化”。何炳棣当然也不是什么“全盘汉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很清楚地肯定满族皇帝开拓疆域，建立了包括内亚在内的大帝国，以及增加人口与财富的伟大贡献。姚先生没懂得“何炳棣的做法”，就妄加指责，太不公平了。姚先生以“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责备别人，而硬将“汉化”拗成“全盘汉化”，是哪门子的学术态度？ 说到中国西进，可一提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主要探讨大清帝国之征讨蒙古、新疆与西藏，以及与沙俄在绵长边境上的对峙与交涉。他批评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视为当然，将内亚各民族统一于多民族的现代中国视为当然。他理解现代中国建立于被否定的过去并不特殊，也不愿以善恶来定帝国的是非，并联想十九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但他并未指出，现代美国疆域之建立也是以征服与残杀为手段，而此运动也具有以“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许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今日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这种发展趋势不是濮培德所说“必然的”，不很“自然的”，那么，将中国分为五块、美国分为三块才是正常的历史发展吗？ 濮培德将清帝国、准噶尔（Zungharia）蒙古与俄罗斯帝国并列为中亚草原三要角，并不恰当，因三者本质有异，不可一概而论。姚先生将清代中国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视为类似的旧式帝国，是不知“貌同心异”也。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与康熙大帝（1661-1723）约略同时，俄帝已全心全力西化，并亲往西欧学习，俄国在其统治下，引进大量先进科技，补助新兴工业以及执行“重商主义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整个十七世纪，愈来愈多来自西欧、中欧的商人、工匠、冒险家涌入俄国，追求商机与财富。不仅此也，连西欧的社会风俗也已进入俄国的上层社会。彼得大帝在其任内已使俄国成为欧洲强权之一。即使在彼得之前，俄国向东扩张也出于商机，俄皇伊凡四世（Ivan IV）以兵力支持巨贾Stroganov家族跨越乌拉山而东，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西伯利亚广大的土地。俄国“殖民”西伯利亚的最主要目的仍是资源，特别是皮毛、贵重金属以及容易取得的贸易品。将清帝国与俄帝国模拟，似是而实非也。姚先生认为俄国“具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相当“冒失”的，因为到十九世纪，俄国与其他欧洲强权已从资本主义发展到所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时期了。 从帝国的安全而言，沙俄之重心远在欧洲，蒙古早已不构成威胁。然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退回草原后，仍然是明朝北疆的威胁，还需要修边墙来防御，至十五世纪蒙古领袖也先崛起，曾于土木堡大败明师，并俘虏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北疆的蒙古威胁可说是与明朝相始终。清朝稳固了北疆，与漠西蒙古于太宗崇德二年（1637）建立朝贡关系，不再需要长城作为防御设施；毋需再修筑边墙，但长期征讨准噶尔也确有其安全的考虑。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出了强横的雄主噶尔丹（Galdan）统合准噶尔成为内亚的一大政治实体。清廷平定准噶尔过程颇长，但却不能如濮培德般以近代殖民帝国的眼光来看康雍乾三帝之扩张。濮书颇多扭曲，如谓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师无名，噶尔丹也就成了康熙“扩张主义”的“牺牲品”。濮培德既知满蒙关系密切（见濮书页122、124、127），却无视噶尔丹破坏满蒙历史关系之严重。康熙有言：“朕因是深知，此人（按即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语见《平定朔漠方略御制记略》）我们应该理解康熙刻意在北疆建立的安全秩序，而此一安全秩序则是建立在所谓“旗盟制度”之上。旗盟是一种各自管辖、不相统属的制度，各旗之上虽有正副盟长，然盟长并不能干预各旗之内政，不过代表清廷监督而已，其目的显然欲以自治来收安缉之效。所谓会盟，乃定期之集会，以便联络感情，解决问题，亦即康熙的柔远之道，以蒙古为屏蕃，防备朔方，而其安全布局之积极性与有效性远胜于明代的边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长治久安的政策原本要与蒙古各族和平相处，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贡贸易来满足蒙古族的物资需求，以资羁縻，与喀尔喀（Khalkhas）渊源尤深。喀尔喀有七旗三汗，于满清入关前即已臣属，建立了稳固的宗籓关系。康熙元年（1662）派遣理籓院尚书至库伦会盟，宣达康熙谕旨，调解内部矛盾，诸汗一致遵从，大清帝国无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国。然而康熙的布局却为噶尔丹所破坏，噶尔丹不断向东掠夺侵吞，更介入西藏神权，又与俄国结盟，来鲸吞领地极为辽阔的喀尔喀蒙古，甚至还要煽动内蒙古。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甚而乘虚入侵内蒙古，劫掠杀戮，并造成大批难民。清廷闻报遣军与喀尔喀兵与战不利，更增其气焰，乃乘胜南下，距北京城仅七百里，京师戒严。连京师重地都受到威胁，康熙实不得不于1690年7月27日宣布御驾亲征。不过，噶尔丹虽于乌兰布通（Ulan Butong）之役受创，得以逃脱，但此役绝对是决定性的，噶尔丹此后一蹶不振，康熙更乘亲征之便，亲自与喀尔喀诸部会盟于内蒙古的多伦诺尔（Dolon Nor），重建安全秩序。但噶尔丹败遁乞和之后不到两年，又杀害清廷使臣马迪，要求喀尔喀七旗脱离大清，再度向康熙的布局挑战。康熙遂不得不再度用兵，但展示军威之余，仍以招抚为主，所谓“宣化地方行围”。由于噶尔丹未如期来降，康熙于1692年2月三度亲征宁夏，率师出塞，昭莫多（Jao Modo）一役后，大批噶尔丹部众归服，青海诸部俱降。噶尔丹陷入困境，不久死亡。康熙亲征剿噶尔丹历时七年，代价固高，但使漠北喀尔喀蒙古更顺服感恩，使喀尔喀蒙古得还故土，遂按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扩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统合。康熙晚年进军拉萨，收服西藏，也是以维护边疆固有的秩序，出发点是相当被动的。当准噶尔部于1718年之秋，入藏骚扰掠夺，并攻击驻拉萨的七千清兵，击毙清将鄂伦泰，康熙才命皇子胤褆率师入藏。康雍乾三朝的边疆政策有其一贯性，最后才能于乾隆朝彻底击溃准噶尔，使沙漠南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得享长期的安宁。这种政策与布局显然与濮培德所谓的近代殖民主义，以夺取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开拓市场为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殖民的性质必须厘清，不可回避。姚先生不知“出于纯粹防御动机的扩张，是否就是一种应当予以肯定的扩张，或者是否至少比出于经济动机的扩张拥有更多的正当性”？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说当然，至今美国仍凭其军事优势，为了其国家安全，在全世界扩张，不是吗？既然姚先生也承认，“在清朝立场上看，准噶尔确实对它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人应当理解，但濮培德并不理解，这就是不时出现的所谓双重标准，不知姚先生是否懂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