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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经营新疆，终于建省，应是新疆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但濮培德不认为中国拥有新疆乃历史之必然。我们要说的是，任何历史结果或非必然，但结果不可能改变，濮氏曾提到美国之西进运动，加州或德州终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之一部分，虽未必是历史之必然，亦不能改变“自然地”成为美国一州的历史结果。姚先生以责备的语气，说中国的读者往往有思想上的障碍，即“错误地推导出如下的论断，即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一个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小的中国”。我不知道任何有水平的读者会有这样幼稚的推论，如他影射拙编作者，那便是姚先生自己的思想障碍了。更有障碍的是，姚先生以现代的国家观念，视清与准噶尔为互不归属的国家。清朝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勉强接受近代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各政权是争夺天下，不是近代概念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否则三国争雄岂不也成国际战争了？辽宋之间也是国际战争？姚先生如以为然，不妨改写中国历史。不过，无论古今中外，统一几乎必须通过“兼并”来实现的，但姚先生似乎也有疑惑。 “中国”这个名词没有姚先生说得那么复杂，中国从来不是国号，而是泛称或简称，早出现于先秦，随着疆域的扩大，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有一说，中国（China）即由Ch'in转音而来，秦汉以降各朝代莫不以中国自居。大清自称中国，则中国当然包括内亚在内的疆域。姚先生也知道“中国不等于汉”，但很多外国人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年，深知美国人嘴上说的“Chinese”指的就是汉人，因为他们认为“满族”（Manchus）、“蒙古族”（Mongols）、“藏族”（Tibetans）、“维族”（Uygurs）不是 “Chinese”。有一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白人朋友从新疆访问回来，他对我说：“那里的人长得不像你”，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不是中国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一女性黑人姓Rice，我回答说：“你们的国务卿长得跟你也不一样。”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道或不肯承认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新清史”更提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说，认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认同，故有自己的主权，清国是满人所建，所以不等于汉人的中国。记得“族群主权”的首倡者欧立德应《上海书评》访谈时，曾说他虽爱好汉文化，但他的国家认同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族群主权”，满人爱好汉文化，仍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欧立德不想想清帝国内的汉族与满族是认同两个国家吗？他自己即使接受中国文化，完全不影响他的国家认同是美国，乃两码事，可说引喻失义。他也没有引用他的“族群主权”来主张美国的黑人或印第安人独立建国。“新清史”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有详细论述，请姚先生认真参阅。 姚先生赞赏他的老友甘德星在拙编中的文章《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认为“言简意赅”。甘文以康熙皇帝为例，充分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用四份康熙遗诏，指出遗诏的重要性，乃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显示满汉一体意识。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姚先生既然认同甘文的论点，认为“意赅”，总不能如他所说“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老友“心有余而力不足”吗？姚先生既承认康熙是中国的皇帝，“新清史”却不这么认为，岂能脚踏两条船？姚先生的结论是“清朝和元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不就是拙编所要指出的新清史一大错误吗？然则，姚先生为何认为我们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批评新清史呢？更不可理解的是，姚先生悍然指责我们“满眼只看见别人的‘谬误’，把‘回应’变成一场声势凶猛的讨伐式‘反驳’，对这种态度可能需要有所检讨”，姚先生此类主观情绪性发泄毫无根据、不符事实，殊不宜见诸论学文字，这才是应该深切检讨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