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先生认为“罗友枝发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象清代：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标志着‘新清史’在学术界现身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无知乱道。其实，罗文引用了许多新清史的观点，有很长的书目。罗女士发难抨击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在著名的《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却粗心地将此文误作何先生于1975年当选为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辞，更不当地从何先生所论清代的五项重要性中仅抽取“汉化”一项而加以抨击。何先生论文所举的五项重要性，“汉化”仅是其中的第三项。列为第一项的就是满族统治者在二百年间开创了“一个最庞大稳固而行之有效的多民族帝国”（the largest consolidated and administratively viable multiethnic empire），认为是绵长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a unique contribution）（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 123）。罗女士单挑“汉化”，足见她并不如姚先生所认为的，汉化是可以接受的老故事，而是急切需要针对的重要故事。否则，何先生何须以“维护汉化”来回驳？遗憾的是，姚先生未细读两位的原文，贸然为罗友枝女士撑腰，矛头指向何炳棣先生，认为何先生是一极端的汉化论者。姚先生甚至认为他比何先生更能读懂罗女士的原文，未免过于自信，甚至扭曲事实说，罗女士“对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确的批评”，若真正读了何先生的文章，能说“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吗？在此不妨略说我所知的内情，何先生有力的驳文，被期刊编者当作正式的论文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Feb., 1998, pp. 123-55），不料罗女士虽经编者一再催促，终未能回答。罗女士挑起笔战，却又拒绝应战，在有理必须说清楚的西方学界，实不多见。何先生曾对我笑称：“大水岂能冲倒龙王庙!” 没想到，十余年后，他的祖国居然有人认为“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若他尚健在，必会大发雷霆。按大清帝国的疆域涵盖内亚，没有错，“清王朝代表了内亚和东亚相统一的最高阶段”，或“清的统治模式是内亚和东亚的统一”，也没有错。既没有人“只见内亚、不见东亚”，也没有人“只见东亚，不见内亚”，问题是中心在东亚还是内亚？姚先生似乎是认同“新清史”所说，元和清是两个内亚边疆帝国，那帝国的中心在内亚了？所以他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说是“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又说清帝“心目中，汉、唐、宋、明是一种一统，元、清又是另一种一统”。这是附和“新清史”的主张，满清帝国是属于满族的内亚帝国，有异于中华帝国，所代表的是“大满洲风”（pax Manjurica）而非“大中国风”（pax Sinica）。中国历史上居然有“两国论”，符合历史事实吗？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内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内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雍正皇帝正式批驳华、夷之分，中外之别，“尊崇孔子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姚先生居然把雍正帝所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说成清仅继元之一统。雍正明明是说合两者的大一统为一。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视清朝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清代重修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乾隆所谓“海寓同文”，何来不一样的大一统？包含汉族以及许多其他族群的“大中国”，正是包含何炳棣在内的我们，视为当然之事，“新清史”能接受吗？显然不能。他们明言要以“大满洲”取代“大中国”，他们眼里只有“大满洲”内的“小中国”。 “新清史”的“内亚视角”固然有其价值，有助于认识多元中国，但不能说有了内亚，中原就成为内亚的附属，边缘成为中央，中央反成为边缘，说得通吗？元、清两代的蒙古族、满族皇帝入主中原，都想当中国的皇帝，建都于北京，显然主要立足于中原视角，而非内亚视角。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充到全球，虽号称日不落国，但仍然是大英帝国，号令发自伦敦，中心仍然是英伦三岛而非印度或澳洲，并未因“世界视角”而改变了大英帝国的本质。美国立国时不过十三州，不断西进后才抵达太平洋海岸，比最初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二，后来又并吞了夏威夷与菲律宾，但首都一直在东岸的华盛顿，并未因西进而改变美国的本质。那么，为何中国的西进必须改变中国的本质呢？清朝建都北京，上承明朝，下开民国，中心在东而不在西，无可置疑，无论政、教、经、社、文等重大方面，都难以抹去汉化的烙印。清帝不仅以中国自称，而且每年长时间居住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没有汉化，何以今日满族及其文化几乎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汉化一如西化，并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存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