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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开发非汉文史料成绩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钟焓：“新清史”新在何处是一个对中国学者来说言人人殊的话题，而且从最近发生的争论来看，这种认识分歧目前似乎还有扩大的趋势。不少学人相信“新清史”之新，恰在于其以内陆亚洲为准星重审清史或者是以满文等非汉文史料为基础展开相关研究活动。对于这两种相当普遍的认知倾向，我均持保留意见，而这也是我所着力澄清之处。首先，我个人认为，不宜按照国内学界的习惯，单纯从断代史或者专门史的眼光来审量“新清史”。事实上，“新清史”学者群的学术雄心远迈前人。至少从有关代表人物来看，其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宏观建构从16世纪以降的帝制晚期一直到当代中国的五六百年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从时间上横跨了帝制时期和后帝制时代两大时段。因此，不难理解柯娇燕和欧立德为什么会在其诸多论述清史—满族史的论著中同时包括了对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走向的分析与观察，甚至两人都还进一步著有专书或专文来拓展他们对后帝制时代中国政局的认知。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构建出一整条环环相扣的解析中国从帝制时期到“民族国家”阶段历史演进的逻辑思考长链，并反复贯穿和体现在其许多具体论述中。在我看来，这也许才是“新清史”的真正“新颖”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新清史”代表作的“四书”对于新见满文材料的利用率究竟如何？整体上看，“新清史”在开发非汉文史料上是否已经远远把“旧清史”学者甩在身后？ 钟焓：如所周知，所谓“四书”是指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中译名）、柯娇燕《透镜：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路康乐的著作因为涉及的时代较晚，故没有涉及任何满文材料。这固然可以理解，不过他如果对清末民初的满文报纸中的信息能有所采摘拾取的话，不排除其还能在研究中更上层楼。罗友枝的著作确实引用了大量未刊档案资料，可惜在语种上几乎仅限于汉文，基本不见新见满文材料的踪迹，因此倘若有人以其当初在同何炳棣的论战中高调发出的开发满文史料宝库的学术主张相质，难免会将她推向尴尬境地。柯娇燕的《透镜：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虽然格局宏大，讨论的主题众多，不过在使用满文材料上也仅限于早已得到学界利用的《满文老档》等，并未向学界提供任何前人不知的新见资料，故其对满文材料的掌握与罗友枝相似，均局限在早已得到刊布利用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四书”中只有欧立德的著作确实引用了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满文朱批奏折，不过其书中引用的大部分朱批奏折早在该书问世前已经得到整理翻译，而且作者对于未刊满文朱批奏折的处理过于简略，常止于简短的大意概括，仅在极个别情况下才给出了较详细的译文，无法让专业学者据此对作者的满文释读能力做出评判，只能姑且说作者在尝试引用满文材料论述历史问题方面确实付出过努力而已。至于其他的“新清史”代表作，像柯娇燕《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满洲人》，米华健《嘉峪关外》，濮德培《中国之西征》更是在引用新见满文材料上乏善可陈，其他语种的民族文字材料同样也是难觅影踪，可以说构筑起这批著作论述骨架的依然还是汉文史料，故在引用非汉文史料上无法和同期出版的有些国内专著如何星亮先生的《边界与民族》等媲美。至此为止，答案已经再清晰不过，“新清史”学派在开发非汉文史料方面并未将以前的“旧清史”学者群抛在身后，更不是值得中国学者仿效学习的榜样。 “新清史”运用非汉文史料多有舛乱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是否存在对“新清史”学者利用非汉文史料持有高估的评价趋向？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钟焓：当前国内对于“新清史”学者利用非汉文史料确实存在高估的倾向，以致有人认为其对满文史料的关注与使用超过了中国与日本的学界，或者相信该学派在将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与西方内亚史研究两相结合的课题上贡献突出。不过在获悉了国际学界的相关知识背景后，就知道这类评论实在是无从谈起。造成这种误读的直接原因当然是评论者不能将“新清史”的学术宣传与实际取得的成果进行严格的学术区分，但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多数国内读者只能凭借十分有限的译介成果并结合某些游谈无根的网络传媒信息来对其进行评判，未能将百年来西方内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作为与之对比的参照系，再加上国内高校的历史教学环节中，普遍忽视民族史知识的系统深入讲授，遑论进行相关语言的专业训练。以上多重因素叠加作用到一起，尤其当“新清史”揭出我们通常所知有限但又隐约觉得很重要的“非汉文史料”或“内亚史”等学术幌子时，遂促使不少读者高估其学术成就。 因此，眼下对我们来说，亟待加强关于整个西方内亚史研究的了解与学习。相信将来对此有了充分而全面的知识把握之后，会在认识格局上从“学问之大，只有新清史”调整为“学问之大，没有新清史”。至于知识结构尚未定型的有志于此的年轻一代，他们不妨在修习外语的基础上，首先从阅读德国满学家傅华德早年发表在《华裔学志》上的文章以及鸳渊一的系列论文具体着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娇燕的著述为例，您认为论著中有哪些可议之处？ 钟焓：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个人深信在清史研究中并非只有处处引用稀见非汉文史料才能在学术水平上高人一头，如果深谙传统的考据治学之道，并以之驾驭处理汉文史料，那么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此点详见于当今何龄修、姚念慈等学界前辈的著作。而柯娇燕在接受专访中突出介绍自己能够阅读使用近十种语言的文献资料，仿佛给人一种娴熟于多语种史料互证发明的印象。可惜她的具体研究却暴露出太多的硬伤与纰漏，实在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位经受了严格学术训练的专家。譬如，在她的有关著作中，不止一次将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弄混；并且误解上三旗的出现时间及其名称，还把“撤驿之变”中反清的青衮扎布和效忠清廷的成衮扎布的蒙古语名字张冠李戴，导致对该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简直恍如葫芦僧断案一般颠倒舛乱。她在最近刊发的一篇讨论《大义觉迷录》的专文里，竟然不知吕留良文中的“德祐”是南宋末帝的年号，吕氏以之指涉赵宋亡国这一基本常识，莫名其妙地将德祐这一专名拆开诠释，以附会自己的臆断。她同时还将喻指政治一统的“天下一家”望文生义地翻译为“世界是一个家庭”，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了。 以上谬误从基本功的层面折射出作者在历史与语言训练上的双重阙失，其他一些错误则深植于其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论体系中。最刺眼的一例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命题适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国：即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书籍的大量刊印会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发展埋下种子。而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蒙古史学史知识的一知半解又驱使她想当然地以为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则是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民族主义著作”，因此她才无限拔高此书在清代对于蒙古人民族意识形成所起到的陶冶作用，竟然臆说它在当时被重校和重印多次，以其流传广泛从而成为了大多数清代蒙古史著作的蓝本。她还把另一部史籍《蒙古源流》的成书时间1662年说成是《蒙古秘史》的刊刻年份。而《蒙古秘史》实际上直到1908年才由叶德辉刊印出版。由于整个命题的史实基石轰然坍塌，柯氏赖以立论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成为拆下不成片段的空中楼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