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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想象的共同体”大做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钟焓：我认为，很明显该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于话语构建，具体来说，族性（ethnicity）/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构筑其学术体系的三大基石。三者之中又以其中第一项所涉及的“民族认同”最为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中国学者对“新清史”所标榜的“民族认同”倾向颇有共鸣，觉得它可以启发国内的清史及民族史研究开辟出更具潜力的研究课题。我认为，这是一种错位的立场误读，因为“新清史”学者群和国内学界所强调的“民族认同”一开始在起点上就完全不同，可谓两条跑道上平行驰骋的马车。以国内历史学界与民族学界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大体是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下展开论述的，也就是说不管多么强调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族的自我认同，最后对其定性时均要回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格局”这一基本立场上来。而“新清史”则从破题之初，就借用了二战以后欧美学者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理论模式，并将其移用到被他们看成是帝制晚期的清朝及其以后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主义”的这种移用有何不妥？ 钟焓：应该指出的是，像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在论述民族主义在欧洲之外的传播时，均认为东亚的中日韩等国具有相当强的人口同质性，因此没有把民族主义传播理论运用到中国版图中的内亚地区。而“新清史”则与之相反，认为完全可以用民族主义叙事来解析上述地区的历史走向与现实状况。我们知道，这种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恰恰是经过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鼓动，一种崭新的披着民族外衣的集体认同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态破茧而出，进而推动社会成员将这种认同意识强化为一种政治上的主权诉求，最终提升到政治层面以寻求高度自治或者独立建国的终极结果。显然，这和我们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相当于二级子目录性质的少数民族的自身认同根本就无从调和。 而“新清史”学派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虽然他们一方面认为清朝通过引入非汉化的权力统治模式实现了将汉族地区与内陆亚洲的政治一统，但同时又强调这种一统并没有能够消弭满蒙藏以及穆斯林等各个人群内部的认同意识；相反还在清朝后期由于汉人向边疆移民所造成的族际摩擦以及具有鲜明“排满”意识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促使非汉人群的自我意识从原来处于相对低潮的蛰伏状态转变为日趋活跃。在“新清史”的学者看来，这种发展趋势本来预示着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渐渐完成了民族意识塑造的边疆各地即自动脱离中国走上彼此独立的分头化发展路径，就如同19—20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衰落或解体以后所造成的那种多国化局面一样。然而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却愈发堵死了这条道路，结果致使除了蒙古国，其他清代边疆地区都大致完整地保留在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在这些学者看来，这意味着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继续以帝国的思维框架来维系其对清属内亚的主权拥有。这种政治现状被柯娇燕定义为“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 简而言之，在多数“新清史”学者看来，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宣布主权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亚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背道而驰，而从当下已经步入“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的21世纪的角度来观察就更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无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学者出于证明上述理论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实以强证己说。正像前面柯娇燕的例子所暴露的，她为了想从学理上赶上民族主义这趟18世纪以后才驶出的列车，于是就对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间持一种“宁晚勿早”的判断，高声疾呼是帝国缔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创建了帝国，拒不承认17—18世纪的清朝就已经是一个成熟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无论以前的历代中央王朝）。惟此才能在时间上更为直接地动摇和解构现代中国对边疆的主权维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下一步关于“新清史”的研究将涉及哪些内容？ 钟焓：关于正在准备中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多内容是对您提的前一问题的详细阐述，而我对此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也如上所示。下一步研究的另一重点则是我将尝试利用非汉文史料论证明朝的内亚性及其与清朝统治的可比性。同时拟发掘非汉文史料以揭示边疆地区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此外，要全面评价“新清史”，仍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例如在学术思想上与“新清史”学者存在紧密关联的是哪些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清史”学派的内部分歧，柯娇燕和欧立德争论的实质是什么，为何前者不愿自己被贴上“新清史”的标签，但几乎所有评论者却都把她算作该学派的最重要成员之一，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唐红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