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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钥匙”同样适于“新清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宁拙毋巧”是学界应该从柯娇燕论著中汲取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治史者应该掌握的“四把钥匙”同样适合于“新清史”的研究领域，评价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宜坚持“不惟洋，不惟奖，只惟实”的准则。为什么这么说？ 钟焓：传统意义上的四把钥匙是指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这些知识的具备实际上也是中国史的从业者做好考证工作的必备前提。不过如果涉及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领域（这也是“新清史”口头上的学术目标），似乎应该把职官制度替换成历史语言学方法中的审音勘同，以有效解决内亚史上无以回避的特殊疑难。学者们一旦进入这一领域就会发现他们最先遭遇的并非“民族认同”等宏大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般的史地考证难题。有的题目难度之大，甚至是数代中外学人竭尽智慧都没能攻克解决的。因此，“一入考据深似海”和“去绝浮词，崇尚实学”应该被相关从业者共同铭记。而我们对成果的最终评判也应该首先关注其达到的考证高度，再衡量其他方面如理论建树等，这就是“只惟实”和“观其行”的实质。相信对于所有严谨治学的历史学者来说，理解这一点并无困难，我至今仍记得大学时代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强调，他的导师曾告诫他说，作为中国史学者，其正式发表的首篇论文必须是考据性成果，这样才能在学术能力上取信于人。时光荏苒，从那时至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当年这位老师课上讲授的具体内容，我早已遗忘殆尽；不过他转述的其导师的这番话却让人久久回味。或许有些伟大的考据家如伯希和并不被所有人承认为历史学家，但是一位能够将中国史与内亚史进行整合研究的历史学家却首先应该具备极其深厚的考证功力。 美国学界的中国文史研究重理论轻考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新清史”学派并不以开发非汉文史料功夫见长，那么其在国际满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 钟焓：综观整个国际学界对新见满语史料的整理开发的贡献，首先推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等专业机构。虽然这些新刊译注的史料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往往要多年以后才能被历史学界所充分认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承认中国的满学界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下，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采铜于山，终在国际满学的竞争中抵达了上游的位置。而在近30年来的西方满学界，擅长利用新见满文史料并得到西方内亚史同行广泛承认的斯达理、庞晓梅、魏汉茂等人都是学风笃实、具有明确实证取向的欧洲满学家。相比之下，虽然在学术语言的写作表述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新清史”学者群的作品却极少出现在西方内亚史的主流知名学术出版物，如《中亚杂志》、《中亚研究》、《亚洲史杂志》、《匈牙利东方学报》、《乌拉尔—阿尔泰年鉴》、《满学专辑系列》、《通古斯—西伯利亚专著系列》、国际阿尔泰学会年会论文集系列和琳琅满目的阿尔泰学家们的祝寿文集中。不仅如此，德国威斯巴登出版的《中亚研究》1998年卷还专门刊登了一篇针对柯娇燕《满洲人》的德文批判性书评。此文作者从多个角度，全方位抨击了柯著的学术性，尤其批评她没有能力引用满文史料来论述历史问题，并指出她对欧洲—日本满学界的成就缺乏了解。鉴于该文揭示的现象其实在多数“新清史”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不禁为这样一篇堪作匡正“新清史”学风清醒剂的文章迟迟未被介绍到国内感到惋惜。另外，柯氏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灭亡》并未注意到伦敦就收藏有她所研究的乍浦满城的满文文献，并且此前欧洲学者早已有所介绍和引用。据此可见，尽管“新清史”在北美确已取得难以撼动的学术地位，但始终无法打入依然注重实证研究的西方内亚史阵营，而且对于相关成果的了解也很不够。 综上所述，从国际学术的大背景着眼，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认为，“新清史”其实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已，其学术成果并未对西方（含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国际满学界，也仅处于相对下游的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追溯到长期以来美国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教学科研中，对社科理论的器重大大冲击了对以处理多语种史料见长的伯希和式考据传统的学习，最终导致所培养的人才在需要将中国史与内亚史的知识进行整合贯通时，往往在考据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后果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故本世纪初美国唐代文史专家柯慕白曾在《亚洲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介绍《伯希和著述全目编年》（魏汉茂编著）的书评中就此做了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