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战争时，我方战略指导严重失误。在战前几年间，日本政府就从战略高度加紧做好对华战争准备，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全国总收入的31%，天皇更于1887年下令从日本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各种证据表明，日本军队已完成战争所有准备。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在战略上仍立足于消极避战，幻想着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李鸿章给驻朝鲜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基于这种一厢情愿、求和避让的认识，清廷根本没有抗击侵略的军事斗争准备，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先是寄希望于俄、英等国调停，而后又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沿江和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就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并强调其中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因此，抓住日军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的弊端，集中海军主力，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在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可惜当时清廷没有把握战机，加之北洋水师实战经验缺乏，经常以陆军作战思维指挥海军作战，在战略运用上严重失误，焉能不败。 抗战时，我方战略指导科学合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从战略指导层面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实行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军队尤其正面战场在军事上严重失利，部分人滋长了悲观失望情绪，甚至冒出了“亡国论”。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即为“速胜论”。与前两种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比较、动态分析中日双方国情、军力及双方战争性质等基本情形后，作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胜的科学预见，并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就从战略上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全面抗战的正确道路。二是坚持敌后抗日与正面战场相结合。抗战爆发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敌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 充分发动群众，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法。在敌后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敌作战，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不断加强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担负起民族解放战争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各条战线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进步。到抗日战争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农村都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日军仅剩下少量孤立城市和交通点线，逐渐陷入被动应战的局面，败局已逐步显露。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敌后各个战场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抗日根据地成为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在广大军民猛烈攻势下，日军兵败如山倒，迅速土崩瓦解。坚持敌后抗日与正面战场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使得日军腹背受敌，本来就因战线过长而略显单薄的兵力部署更加捉襟见肘，处处难以接应，加速了其军事败退。 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历程，迎来了开拓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要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从深刻反思近代耻辱历史中吸取教训，从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精神动力，更好地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辉煌历史篇章。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副政委、中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