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下旬，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代表从“全球化与人类学的时代担当”、“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志撰写”、“反思与超越：多学科的对话”、“人类学传统与新发展”等四个分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从中摘录了三位学者的主旨发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力量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大战略，那么对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认识：首先是中国边疆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转换。我们经常在讨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布局，使得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陆路边疆地区，在国家的定位中，成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前沿和内通外联的中心。特别是关涉到民族事务方面，涉及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都由过去发展滞后或者边缘的一种状态、发展后方的一种区位，建成了核心区、实验区、国际通道、战略支点、新高地、辐射中心等等。当然这是理论上的一种预设，但它意味着中国未来所依托的一种新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不是局限于资源输出型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而是利用这些资源，使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谈的话，边疆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我们理解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要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所以我讲的第二点是，所有的努力都需要破解一条“胡焕庸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研究人口统计时划出的倾角约为45度的线——从爱辉到腾冲，应该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破解。所谓“破解”，一是人口密度的分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这条线所展示的不光是土地面积问题，在1935年，西北地区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6%，到了2010年，根据人口统计的结果，这依然是人口分布最鲜明的界限。准确地说，西部地区的人口稍有减少，东部的人口则继续增多。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无论是打工、购房还是孩子读书，都会取道东南，寻找就业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现代化，而不是非得远走他乡，这恐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这条线之所以影响力如此深远，是因为胡焕庸当年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随着这条线的划出，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特别是自然科学与自然地理——以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分界，地貌和自然环境条件，大体上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群体聚居的分界线。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比如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俗这些人文因素，这条线所划出的西北是典型的文化多样性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西部地区成了中心地区，那么它有什么样的能力来支撑国家的发展、地区的生活改善，以及延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的格局？消除差距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破解这条线，任务非常迫切。2000年开始推动西部大开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占比从18%（1999）增长到近20%（2012），仅仅是转移支付，国家前后投入了8.5万亿元。也就是说，经过10年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对中国总量的贡献增长了2%。西部地区如何成为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空间？经济的问题非常突出，并且尤为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