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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家底”，即文化多样性。在2014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盘点“家底”时超越了过去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之观念，特别强调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以及贫困地区。贫困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边疆的区位现在也有了新的定位，那么资源富集的合理开发、水系源头的保护、生态屏障的重建、文化特色的传承，这是我们需要用功、用力的地方。目前来说，处境还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文化特色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如果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多姿多彩。从中国的人文资源来讲，无论是数以百计的古人类遗迹，还是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本身就呈现了这个区域在人类发展中的一段独特历史。从现实的文化资源角度来讲，我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子，无论是联合国收录的保护对象，还是国家公布的4批非遗名录，又或是非遗传承人数量，少数民族都占了1/3左右，甚至更多。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的力量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最核心的是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后一条是社会根基。民心相通，包括人民之间的交往能力和相互理解，文化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如果相互不理解，那么文化的意义、文化生存与传播的能力，都会受到极大制约。 中国陆路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民族区域自治或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与14个国家接壤，30多个民族与境外的相关民族有历史文化方面的渊源关系。这需要我们在开放过程中树立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共享历史。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智慧。因此，在我看来，“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力量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应该成为开展田野调查、提供思路的一个重要线索。 现代欧亚人中的古人基因 金力（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过去两年的工作，是在现代的欧亚人群当中，看看有无古人的基因片段。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些片段在人类进化时究竟有什么样的生物学意义？我们都知道，人和猩猩是在600万年至700万年前分开的，非洲大陆出现的直立人大概是在200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到了世界各地。70万年前左右，又有一拨人——丹人（丹尼索瓦人）和尼人（尼安德特人）的祖先，走出了非洲。大约是20万年以前，非洲大陆的直立人进化成现代人，然后在5万年至7万年前，也走出了非洲。这是在目前“走出非洲”的人类学框架下的一个大概的描述。走出非洲的前夕，最早有直立人，后来又有尼人，但我们更关注自己的祖先——现代人，在5万年前走出非洲，到了欧亚。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拨走出去的和后来一批到达者之间有没有发生基因交流？10多年前，我在耶鲁大学参加一个人类学的小型讨论会，在场的很多人类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基本上没有吸引力，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通过早期的研究，现代人的基因组中确实没有发现尼人基因的踪迹，但是到了2006年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尼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完成之后，在欧亚的现代人中发现了尼人基因片段的“渗入”（introgression）。这个词是我从生物学、生态学那里借来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用“渗入”，也许从人类学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翻译。而且也搞清楚了，现代人与尼人分离的时间大概是在55万年至70万年前。欧亚现代人的基因组中含有古人的片段，约占基因组的1%至4%，后来数据更加精确一点，估计是在1.5%至2.1%之间。另外又发现了一种古人，叫丹尼索瓦人，他们和尼安德特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美拉尼西亚现代人的基因组中，占4%至6%。而在东南亚人群中，所占比例要小一些。也就是说，现代人在5万年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时候，很显然他们在欧亚大陆上碰到了古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