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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册子本的“痴情” 从第7节开始，对册子本的讨论逐渐从文献记载转到出土写本。两位作者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纸草文献的整理本以及编目，对于年代定为公元4世纪之前的写本做了统计。他们挑选的范围仅限于抄写典籍的纸草卷子和册子本，不包括文书、档案类的文献。他们先着眼于写本的形制，区分卷子本和册子本，将两类写本的数量和比例精确计算出来。由此得到的统计数字，与学界对古代图书形制的看法大体相符。比如，在所有出土写本中，被学者定为1世纪和1-2世纪的写本，卷子本高达460件，而册子本只有5件。比例之悬殊，一目了然。而所有定为3世纪的写本中，卷子本有406件，而册子本有93件，册子本占所有这一时期写本的18.5%，已能看到渐有上升的趋势。随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一发而不可收。定为4世纪的出土写本中，册子本已占到73.5%，而5世纪写本中，册子本已占绝对优势，比例高达90.5%。 上述统计数字，是基于写本的装帧形式，而不考虑抄写文本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到，册子本从1世纪和2世纪的绝对少数派，一跃而成为4世纪和5世纪书籍形式的主流。但是，两位作者发现，册子本的使用是和基督教紧密相连的。若单独考察与基督教相关的写本，就会发现，4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圣经抄本，都抄在册子本上。在基督教写本中，只有部分讨论教义、破除外道的论书，是写在卷子上的。既然最早的圣经抄本都是册子本，两位作者就推测：或许正是因为基督教对册子本有所偏爱，才直接导致了册子本的崛起。这样的假设一旦形成，则原本高度专业化、相对“偏门儿”的书籍史和纸草学研究，就忽然与宗教史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于是，纸草学和写本学就不限于描述性的研究，不限于单纯释读、著录、注释、整理出土写本，而忽然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到教会史、罗马史这些更广阔的领域。 册子本取代卷子本，必有实质性的原因，而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新的书籍形式独有的优势以及它所带来的便利。两位作者在第9节，详细讨论了所有能想到的实用考虑。比如，会不会出于经济考虑，人们才放弃卷子，转而使用更廉价的册子本？尤其明显者，抄写典籍的卷子本一般只使用卷子的正面来书写，而册子本像如今的翻页书一样，是双面书写。如此一来，使用册子本会不会节省了抄写的费用，从而全面降低了写本制作的成本？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册子本所能容纳的文本要多于卷子本。这也就是当初诗人马提亚尔为自己诗集的册子本打广告的主要原因。原本需要抄在多张卷子上的长篇文本，如今可以轻而易举地压缩进单手就能握住的一册书，既不占空间、又便于携带，正仿佛现在的电子阅读器一样。又比如，册子书便于翻捡，若想查找某段文句，可以直接翻到某页，这要比将10多米的长卷一幅一幅展开，自然省事、快捷得多。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册子本具有的所有这些便利条件，两位作者在反复衡量之后，认为都不足以让读者果断放弃卷子本。首先，从出土的基督教写本来看，当时的写工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也看不出敬惜字纸的态度。不少圣经写本，天头和地脚所留的空白很大，对于页面的书写空间，看不出精打细算的痕迹。另外，如果写工愿意，在抄写时完全可以缩小字体，以便在每页上尽量多抄文本。可是，有些圣经写本却字大行稀，对于书写材料完全是一派大手大脚的作风。论到册子本容量之大，确实惊人。4世纪著名的《梵蒂冈抄本》和《西奈抄本》都是皮纸册子本，分别有1600页和1460页，可容纳基督教圣经全本。但是3世纪之前保留下来的册子本，长度没有超过150叶（leaves）的。就是说，只有到4世纪、册子本制作技术高度完善之后，压缩空间这一优势才能全面显示出来。而3世纪之前，册子本惊人的容量未必能为时人所认识。又比如册子本便于寻检这一点，看上去大大方便了读者查找和引证权威文本。可是，两位作者指出，准确的引证乃是现代规矩，古人与此未尝措意。当时本有简便的方法来确定某段文字的大体位置，可是古代写工却不加使用，足见大家对于精确引用经典文献，并无兴趣。总之，作者将册子本这些显而易见的实用优势，一一破除，以证明册子本之勃兴，并不源于书册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好处。于是，两位作者始将目光投向基督教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