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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推动还是罗马制书技术的传播？ 对罗伯茨和斯基特的“大爆炸理论”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当今纸草学的权威罗杰·巴格诺尔（RogerS.Bagnall）。他在2009年出版的《埃及早期基督教书籍》（EarlyChristian Books in Egypt）中，给基督教写本研究整体上泼了一瓢冷水。巴格诺尔用不少例子，指出研究者所持的基督教立场、以及所怀有的基督教情怀，都会不知不觉影响对于出土文物的判断。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学者都尽可能将基督教写本的年代上限往前推，在缺乏确证的情况下，大家乐于发现更多2世纪、甚至是1世纪末的基督教写本。要知道新约文献中成书最晚的是《启示录》，已经到了2世纪初期。如果真能找到1世纪末、2世纪初的写本，那么就极有可能是直接抄自新约各书作者原始稿本的文物，上面或许还沾着早期使徒的灵气儿。学术界给教外写本确定年代，一向更加慎重，而对于基督教写本则标准往往失之过宽。而且数量相对较少的基督教写本，得到的学界关注远远高于数量众多的古典典籍写本，这都说明学者自身的宗教倾向或多或少会影响学术研究。 巴格诺尔在全书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册子本起源的问题。从《起源考》一书出版以来，陆续出版了更多的写本编目，所以现在所占有的资料又非30年前可比。他根据最新的数据，作了重新统计，结果发现，教外写本中，册子本的比例并不像罗伯茨和斯基特所述的那样低。就是说，即使基督教文献一边倒地抄写在册子本上，非基督教典籍其实也大量使用册页装。基督教对册子本的偏嗜，就不那么有悖常情了，而书籍的抄写和制作中越来越多使用册子本，也就不必非要依赖基督教的倡导和推动了。联想到册子本脱胎于罗马的版牍和札记簿，所以册子本取代卷子，或许与普遍的罗马化趋势有关，而并非缘于一种宗教的首倡作用。巴格诺尔说，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其他地区更广泛、逐渐采用册子本，不过是我们简称为‘罗马化’（Romanization）趋势的又一表现，也就是罗马人的习惯和技术推广到整个帝国”（87页）。至此，巴格诺尔将册子本的起源和推广，与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作了彻底的切割。这对《起源考》一书所提出的假说，显然是釜底抽薪。罗伯兹、斯基特以及后来不少学者的研究目标，是要为册子本寻找一决定性的推动力，而这个“第一推动”就是早期教会。按照这种思路，正是早期教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因为风云际会，毅然决定采用册子本，这相当于按下了书籍制度大变革的核按钮。这样的“大爆炸理论”执意在基督教内部寻找原因，实际等于将历史进程的决定权交付给基督教。巴格诺尔则明确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的“担当”或“负担”，所以才能对这种基督教化的解释彻底免疫。 无论如何，想以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册子本的起源和流行，看来是行不通的。按照巴格诺尔的说法，基督教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书册制度变革中，扮演的不是引领风潮的角色，而反倒可能是为“罗马化”大潮所裹挟，在书籍制度上也“随大流”。在罗伯茨和斯基特看来，早期教会横空出世，不仅在思想上、就是在书籍制度上也与古代传统一刀两断，所以他们提出的假说都强调教会与罗马社会的对抗和对立。巴格诺尔的批评，则冲破早期教会的框架，更全面地看待非基督教因素的作用，也由此褫夺了基督教影响书籍史进程的特权。最后若简单概括一下，不妨这样说：《起源考》的观点是，书籍制度的重大变革，当归因于教会史。而实际上，册子本取代卷子本，似乎应更多归因于社会史和技术史。 （作者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本文是为即将出版的《册子本起源考》中译本所作的导言，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