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的决断和“大爆炸”理论 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耶稣和最早的追随者都是犹太人。耶稣死后，保罗开始向外邦人传教，将这个新兴教派带出巴勒斯坦的穷乡僻壤，进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罗马主流社会对基督教的轻视、蔑视和敌视，加上几次局部的迫害，都没能阻止这个教派生根发芽。最终，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治下，基督教得到宗教宽容政策的保护，至4世纪末成为国教。基督教获得了合法身份和主导地位，是在4世纪，而一向为士人所轻视的册子本也是在4世纪完成了对卷子本的逆袭。一个不受待见的教派，逆潮流而动，固执地使用不受待见的书籍形式。这样看来，基督教和册子本几乎同步完成了转型，由边缘走到中心。这两个事件之间，难道会存在因果关系？ 罗伯茨在1954年发表的《册子本》一文中，对于册子本取代卷子本的原因，已给出了一个初步解释。早期教会流传一种说法，认为《马可福音》的作者乃是彼得的同伴。彼得在耶稣死后，据说曾到过罗马。彼得是加利利地区的农民，平日说当地方言，肯定不会说罗马帝国通行的“官话”——希腊语。根据这一传闻，马可或者是陪同彼得去罗马的同伴，或者因粗通希腊文而为彼得作翻译。彼得对耶稣言行的追记，被译成粗浅的希腊文，得以流传。当马可将彼得的回忆行诸文字时，他面临的问题是选择何种书籍形式。罗伯茨在这篇文章中，认为马可平日所交游者，多是“犹太和外邦人的商贾、商贩、被释放的奴隶或奴隶”，而这些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书写习惯，往往“使用蜡板或皮纸札记簿来完成记账、通信、法律事务以及公务”（187页）。马可正因为和这样一群底层民众终日盘桓，所以自然而然启用他们所习用的书籍形式来记录彼得的回忆。 目前出土的纸草写本，绝大多数出自埃及。如果认为基督徒启用册子本，是马可在罗马开的先例，那么又如何解释这种书籍形式迅速传到埃及呢？尤希比乌（Eusebius）在其《教会史》中，记录了另一段传闻：据说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是马可一手创立的。罗伯茨推测，马可的文字记述传到埃及，册子本的形制保留不变，而书籍的质料则自然使用埃及盛产的纸草。由于《马可福音》所享有的权威，也由于册子本的圣经与犹太人以及罗马知识界普遍采用的卷子本有显著不同，所以保留册子本，对于基督徒来说，别有“一情感与象征的价值”（189页）。 这个早期的推测，到了1983年出版的《起源考》一书中，已被两位作者放弃。一来，马可与亚历山大城教会之间异常紧密的关系，只是一段教会传闻，根本无从证实。二来，在当时出土的圣经写本中，《马可福音》只有1件，单就数量而言，远远不及《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写本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也没有那么尊崇。所以，认为马可先启用了册子本，此后这部福音在传抄过程中，各地信众都严守马可定下的规矩，在书籍形式上不敢越雷池半步，道理有些说不通。另外，罗伯茨以为彼得抵达罗马之际，所交游的多为下层民众，故而最早一批罗马基督徒出自社会底层。而这一阶层的民众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多采用册子本，所以，最早的福音书抄在册子本上，恰恰是最早信徒之社会身份所决定的。但是近来研究表明，基督教流行初期，接受此种新信仰的人绝不仅限于底层民众。如果在罗马最早的教徒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富庶阶层，那么以社会身份来推测册子本的使用，就愈发不够稳妥了。 在《起源考》一书中，两位作者又提出一新说。若罗马没有提供册子本流行的原动力，那么只有在基督教发源更早的地区来寻找，比如耶路撒冷或者安提阿（Antioch）。犹太教的口传律法中，很多没有形诸文字的断案或者拉比的语录，往往记录在版牍之上，其中就包括用纸草制成、册页装形式的写字板。两位作者推测，耶稣当年的传道，或有可能被记录在纸草写板之上，后面再附上一段受难的故事，便形成福音书的雏形。公元66年犹太战争爆发，70年耶路撒冷沦陷，此后，安提阿就在希腊化世界中成为基督教传播的中心。就这样，由于首部福音书写在纸草册子本上，而福音书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册子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基督教认可的唯一书籍形式（59-60页）。 前后两种假说，看上去结论不同，但考察基本思路，却都基于同样的前提。我将两位作者立论的前提，大致归纳为三点，而这三个前提未必都能站得住脚。第一，早期基督教写本，特别是圣经写本，几乎全是册子本，根据作者的预设，这说明基督教必然是主动、有意识、甚至故意采用在文化上不具尊贵地位的书籍形式。第二，解释基督教对册子本的偏爱，必须诉诸这种新兴教派的经书在形成和传播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若根本经典的稿本或者最早传抄的副本因某种原因，恰巧为册子本，那么此后册子本这种书籍形式就被赋予光环，不得随意更动。换句话说，作者的前提是：经书的神圣，保障了经书所采用书籍形式的神圣。第三，册子本的起源，必定可追溯到某个爆炸性的事件、或者是历史上某个起点。这第三个前提，被后来的学者比作宇宙大爆炸。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格兰姆·斯坦顿（Graham Stanton）在2004年出版的《耶稣与福音书》（JesusandGospel）一书中，用了“大爆炸理论”（“BigBang”theory）一语来概括罗伯茨、斯基特的理论特点，非常贴切。在他看来，《起源考》是在不断寻找解释册子本诞生的单一动因。持“大爆炸说”的学者，都在寻找一个时间上的零点、原点，一个不断积蓄能量的临界点。一旦到达此临界点，则天崩地裂，不可逆转。马可福音也罢，安提阿的影响也罢，都被当作册子本横空出世的时间原点。 这种“大爆炸”的思路，在1983年之后的30多年里，仍然影响着不少学者对册子本起源的研究。篇幅所限，我只提一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美国学者甘布尔（HarryY.Gamble）的《早期教会的书籍和读者》（BooksandReadersin theEarly Church）出版于1995年，书中专辟一章讲到册子本。甘布尔详细介绍了《起源考》一书的主要观点，他基本接受了罗伯茨和斯基特的理论预设——“基督教使用册子本，是极端反常的现象（agenuineanomaly），需要加以解释”（54页）。只是，甘布尔认为《起源考》给出的解释难以成立。他沿着罗伯茨的思路，另立新说，认为最先以册子本形式流通的基督教文献，不是某部福音书，而是保罗书信。虽然他的具体结论与《起源考》不同，但其出发点以及立论的前提，却与罗伯茨几乎完全一致：“依这样的假说，早期基督教采用册页装，既不是由情势所驱动，也不是随意的决定，而是由于册子本对基督教文本确有优势，而产生的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第63页）甘布尔同样是从基督教自身寻找册子本流行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采用册子本，乃是源于最早一批基督徒的“决定”，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选择，而这个新奇的意念必定产生于某个时间“零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