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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中心的刘迎胜教授曾考证在元明时期，中国对西方交往的外交语言lingua franca是波斯语，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旅途中一路所使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因为他对波斯语的娴熟应用，才使得忽必烈大汗派给他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利汗国王子的美差。而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也是维吾尔人，精通波斯语言，是由西班牙派往中亚朝觐帖木尔汗的使臣，他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记载：“帖木尔汗统治下的撒马尔罕国，现在被称为蒙古国，通用语言为蒙古语。阿姆河一带的人大都说波斯语，丝毫不懂蒙古语。” 近代学者严复在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天演论》时候，曾经有过叹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可见学术名词定义上的棘手。但是看到如此卷帙浩繁的佛经也被历代高僧翻译成了明白晓畅，义理高深的汉语，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可以翻译交流，畅所欲言，不然的话，人类就只有闭关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翻译者只能默默耕耘，为他人做嫁衣裳：翻译的妙绝，臻于化境，读者一口气读来，只觉得仿佛是莎士比亚活过来改讲汉语，翻译者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是拙劣的翻译，又使得读者读来立即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1942年翻译家萧乾先生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中国当时只出了薄薄一本田汉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旁边的一碟小菜。萧乾先生感叹道：“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他的国民总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学术论文的翻译是难度很大，吃力不讨好的，笔者与英文编辑们颇感同病相怜。但是欧亚草原学术领域，真的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翻译工作的投入。愿我辈学人多译学术名篇，丝路绝学灯灯相传，焰焰相续，学子必定法喜充满，一带一路大业必定兴旺。 （作者：毛铭 系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