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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透两端精义 然后提出中和性创新意见 孙中山还具有允执厥中的辩证思维,这突出体现在他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上。 孙中山发表对于中华文明的见解,比较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集中在他关于三民主义历史资源的阐释当中。那时,他撰文、写书、发表演讲的中心都是这个议题。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聚焦三大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问题,持论人可大致分为相对激进与相对保守两个方面。 孙中山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各个阶段的具体论战,但对这一运动相当关注。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反传统主张,也不赞成全面西化主张,而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衷派”。对于这方面,蔡元培曾有过评价。他说: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点是中和性,或曰折中性。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折中,并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在吃透两端精义的前提下,吸取两端之合理因素,然后提出创新意见,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比如,他对中国传统忠德的理解,就是在深察忠德本义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点而提出的新见。他说:“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当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这并不是想当然地随意发挥,而是深合古人本义。忠,在传统文化中涵义本广,并非专指一事。《左传》《论语》等书中都有关于忠的解释,包括上思利民、对己尽心、对人尽义、对事尽责,并不是后世理解的只是臣民对君主的单向忠诚。朱熹《中庸章句》云:“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朱熹再传弟子、南宋思想家真德秀对此说得最为到位:“圣贤之言忠,不专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也,于朋友必忠告也,事亲必忠养也,至于以善与人,以利教民,无适而非忠也。”近代章太炎、张元济也有类似说法。这广义的“忠”,说到底就是儒家修身中诚意、正心的结晶。 孙中山谈仁爱、诚信、孝道等传统道德的继承性,出于同一逻辑。当许多人对西方文化颂扬过甚时,孙中山不趋时跟风。当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孙中山不随声附和。他之所以能够提出三民主义等富有中国特色、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正是源于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体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