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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 学术研究固然要打破禁忌，打破框框，放飞心灵，自由飞翔，但决不可以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价值，仿如沙滩上的大厦，再美丽，也是要倒塌的。 彭秋归：说到慈禧、袁世凯的问题，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的假设，总是容易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革命不如改良，假设按照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由清政府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中国就能避免因革命造成的巨大动荡与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永胜：“告别革命”论者称，清末的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都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成功，中国将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根本无须革命；如果慈禧早死十年，光绪亲政，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成功了；清廷预备立宪并非虚假立宪，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些假设过于夸大了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不论是慈禧还是光绪，他们都是深居皇宫的统治者，其政治立场没有本质差别。他们都必须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某些改革。事实上，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很多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戊戌政变期间的帝后矛盾主要源于权力之争，并非政见之争。慈禧和光绪，不懂得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含义，他们也不会赞成君主立宪，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纵观欧美各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转变过程，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曲折，哪能几年时间就完成这一转变呢？ “告别革命”论者还有一个重要论点是，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几十年的不断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果保留清政府，就不会有军阀混战局面出现。这种假设不合情理。时代总要进步，清政府被推翻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推翻清朝统治后，中国出现一定时期的乱局，这是难以避免的，是革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世界上许多国家革命之后都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局面才得以安定下来。 “告别革命”论者，自称不否定革命，只是主张“告别革命”，声称革命也有好的一面，即带来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但又说辛亥革命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说革命带来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如果说革命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就不对了。革命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实实在在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就辛亥革命而言，尽管其不彻底，但是毕竟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林剑：康梁变法的失败，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不同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时势已不允许中国像日本一样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不仅外部的列强不允许中国变强，统治阶级的内部不允许变法维新，人民群众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腐朽的封建制度与封建王朝。康梁变法失败之后，改良主义思潮陷入式微，维新之路被国民抛弃，革命虽屡遭挫折与失败，但革命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不仅革命成为世纪的主题，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些历史的转折，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使然，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的交汇与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中国走不通维新改良的道路，同样也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交汇与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革命成为了一种必然性的选择。 现在，有些人基于另外一种史学观，在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中，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在这些假设中，要么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要么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变诉诸人为的纯粹偶然性的解释，试图从中推论出一些有别于既成事实或者实然状态的另一种发展道路与另一种历史结局的可能。这种假设应该引起我们的必要警惕，因为在思想上它会颠覆人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坚持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思想的认知，颠覆人们对中国革命的逻辑与革命史的正确认知，在政治上动摇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信念与信心，它想诱使人们，并有可能诱使人们相信，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唯一与正确的选择。 苏全有：我们很容易就关注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假设。其实，古代史也有假设研究，比如关于诸葛孔明北伐中原问题，大汉情结之下，有人出于对其中的偶然性抱有千古遗恨，从而不自觉地假设。古代史如此，类推之于世界历史，亦如此。因此，和近现代史一样，假设研究在古代史、世界史领域都有一定的存在。至于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近现代史领域的假设研究多对当下具有负面的政治影响。比如有人称，假设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假设慈禧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假设袁世凯没有复辟帝制等，这一类的假设，如若认定为成立，则20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是资本主义道路，而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且为国人所选择了的社会主义道路。 学术研究固然要打破禁忌，打破框框，放飞心灵，自由飞翔，但决不可以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价值，仿如沙滩上的大厦，再美丽，也是要倒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