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是一种自然神学。今天，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和大家一样，我对“中物西传”的题目也很有兴趣。可以把它和“中学西传”并列研究，配成一对，所谓物质和精神并举，很有意思。 我和高晞、王维江都是早期毕业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所以一定要回来参与这个会议。自1980年代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这个研究室的方向之一。我们都是朱维铮先生的学生，由于朱老师的提倡，我的研究也是较早地进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中西文化交流，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西学东渐”，研究耶稣会士的翻译，如《几何原本》；关注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融合，如古希腊的“四行”与中国的“五行”之关系。总之，讲的较多的是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或者讲中西方学者如何在华互动，发展“西学”。相反的运动，即“中国如何进入西方”，这样的题目讲得较少。 当然，真正独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只是我们中国本土学者更愿意持一种开放态度，希望从接受的角度讲“西学”，而不是用夸饰的方式讲“中学”。中华文明如何影响西方，儒、道、佛学说如何在欧洲被积极谈论，这种题目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说实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中国学者好得多，最近如艾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写得出来的，毕竟这个话题是在欧洲发生的，用西方语言完成的。 但是，中国学者必须要走到世界上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周边。研究“全球史”、研究“早期现代性”，都必须和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同理，研究“中学西传”、“中物西传”，即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和西方，也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来看问题，初不必设此疆彼域，讲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当然承认学者都是受到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但是“限制”是拿来突破的，不是用作声张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懂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西班牙文，以前这个条件不具备。1930年代留学欧洲的学者，如向达、冯承钧等懂英文、法文，小语种就不行了。欧洲学者有多语种的天然优势，美国学者就差一点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博克舍（Boxer），能用葡萄牙、西班牙文，其他既懂专业，又掌握小语种的也不多。可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起来了，掌握小语种的专业学者越来越多。北大南亚所得陈明教授在，北大做中西交通史有天然优势，欧洲小语种之外，还有南亚、东南亚语言，甚至南洋的方言都要用到。复旦历史系以前有章巽、姚楠教授，他们熟悉东南亚语言，研究南海的中西交通史，很有成就；1960、1980年代学成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衰退了，一般只掌握英、法、德大语种，不能掌握这些方言。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研究南亚的懂梵文、巴利文。在我们这个领域，上海、北京、广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懂得拉丁文、葡文、西文、意大利文，我们慢慢地有条件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西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