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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其最终的结论是意识形态和观念性质的，但莱布尼茨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19、20世纪的哲学家不同，他们研究的对象要“广谱”许多。“文艺复兴”以后很久，欧洲学者一直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所谓“学者”，就应该是“A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维科《新工具》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学者。18世纪的维科要求把“欧洲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我们今天则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东、西方分开叙述的“世界史”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全球史”中来理解。 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想弄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他们有什么思想？和欧洲人有没有共性？如果人类在起源和迁徙中都是一体，那同一性的基础又在哪里？莱布尼茨们通过如此“广谱”的研究作了结论，他们这些开明派都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一种自然神学。启蒙思想家们都认为欧洲人裹在《圣经》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中国人则不那么教条，早就有了自然主义的神学思想，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这种“自然神学”可以带他们走到理性的道路上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很大的赞美，不无自我想象的因素。 我认为，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表达了他们对欧洲自身文化的诉求，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和20世纪一心“西化”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非常关注，大家可以看伏尔泰的《风俗论》，其中对中国地理、气候、物产，甚至对长江三角洲的生产方式，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利玛窦、龙华民，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一直是和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看今天会议的框架设计、题目搭配和方法创新，就让人有回到历史，回到历史原因的感觉，感觉到一个“广谱”的全球史研究正在展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演讲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