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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参与研究“西传”，是个突破。我觉得今天会议的主题讲“中物西传”，是另一个重要突破，意义重大。过去讲“西传”，一般都是落实到儒家思想如何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夸耀、自豪一番就结束了。中国儒家思想对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中国的哲学家朱谦之、冯友兰都喜欢谈。这个话题，从20世纪初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书写。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题目需要中国学者去开拓，但我们对欧洲语境还不很熟悉，档案分散在各处，版本也要清理，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纵横交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毕竟一般的知识都已经了解，有些问题结合明清汉语文献，加上我们多了解一些中国语境，所以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我们现在更加缺乏的是对物品的研究，对物质形态、物质文明的研究。形而下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流，更值得花力气研究。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写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解释基础。可惜“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引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老是跟人讲仁义道德，儒家思想对外传播，也是只讲“孝”、“群”的价值观念，讲得大家都烦了。道德说教很不中听，而真正有意义的物质形态研究非常缺乏。 “开放”30多年，我们眼界也开阔了。我们的游客，在欧洲看到了很多“中国风”在流传。我们在学时，关于“西域”、“南海”可都是纸上谈兵。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现在讲艺术（fine arts），还有时尚（fashion），流行的是“欧洲风”，而当时的欧洲却曾经流行Chinoiserie，就是“中国风”，那时是欧洲学中国。园林、宝塔、亭子、牌楼，欧洲都要学。我们在慕尼黑王家公园看到的那座中国宝塔，不像个塔的样子，但巴伐利亚国王是真的在模仿。我觉得欧洲城市街角上的亭子也是“中国风”。无论八角，还是六角，或是圆形的，中世纪并没有亭子，应该也是17至19世纪按图样描摹过去的。 我原来准备了一个“中物西传”的题目：19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2003年我们出版过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是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中国风”的荟萃之作。但是，类似的“中国形象”作品后来出了很多，有人还抄袭了这本书。我觉得那个话题太老了，我就讲讲现在手上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吧。 我现在手上做的事情，是关于“中国宗教”观念形态的研究，关于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即“中学西传”。我目前做的是这本书的版本问题，还有一点像是属于物质形态的研究。在“中物西传”的过程中，图书和版本非常重要。据我判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的线装书是最为关键的媒介之一。丝绸、茶叶、瓷器、棉布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流物品，但是书籍也十分重要，在中日、中欧的物质交流中，图书是最高尚的物品。我看史料，法王路易十四是因为妒忌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有很漂亮的线装书，因此设法派出“国王传教团”来中国找书。当时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纸质印刷品在欧洲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一样好东西。中国早就有书，而且书的形态很复杂，和欧洲很不一样。国王传教团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徐光启孙女还委托柏应理神父，给路易十四捎回去几百本书，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部。 我做的这本书，是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在中国写作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在中国传教史上非常重要，他是利玛窦的继承者。这一本书在中国形成，可是影响全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在欧洲，《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通过好多版本，不断叠加，从17世纪中叶起，到整个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对欧洲的启蒙运动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实际上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即它到底是一种宗教（或迷信），还是一种健康思想。我们在做的工作，是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莱布尼茨读这本书，他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其后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勒伯朗斯、康德、黑格尔，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全都读过这本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