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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好多版本，欧洲文字的翻译差不多都有了，却没有中文本。书里涉及大量儒学知识，搞清这些知识必须回到汉语来讲。利玛窦过世以后，龙华民对前辈的传教思想、传教路线，以及耶稣会士容忍的整套东西——其实也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比如庙宇、牌位、牺牲、酒类、案桌等做了检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其实也是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仪式之争、物品之争。龙华民不能接受中国的物质、物品、仪式、哲学和神学，要求严格限制，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争议必须讨论，而讨论都是在汉语语境下发生的。龙华民懂中文、说中文，在中国住了57年，96岁时在中国去世。他受了完整的“士林哲学”训练，但在中国交往的都是大学士、六部大臣和翰林院儒臣，耳濡目染的儒学造诣，让他深入堂奥，了解到很多儒学的内部消息。我认为，莱布尼茨和欧洲哲学家了解到的“儒家”、“孔夫子”，其实是由龙华民挑选出来，加以解释了的朱熹理学（Neo-Confucianism）思想。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龙华民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试图把中国的精神、物质、礼仪和习俗作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判断它是不是可以被宽容。龙华民读的书籍版本也很重要，他脑子里的概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来，要处理的问题却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家经学著作中。他看的都是江南、广东刊印的流行刻本。龙华民的汉语根底和概念能力都很不错，文本中的朱熹语录，都能一字一句地与引文对得上。我们要把这些中西文本的含义注释出来，把龙华民和欧洲哲学家的“儒家”问题还原到汉语语境，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回到《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版本问题。大家可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是本书的西班牙文本。这是在欧洲发表的第一个文本。奇怪的是，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完全不干西班牙人的事。来中国的西班牙人并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后来才进到福建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以前不太清楚龙华民的这本书是哪年写的，现在通过翻译，加上中文资料的考订，可以确定，它就是在1620年前后写的。龙华民继承利玛窦的职位已经十年，利玛窦1610年去世，他到了1620年后系统地写了这本著作。写定以后，到1627年全国的耶稣会士在孙元化的家乡嘉定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决定天主教是否需要和儒家合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第一个文本不是西班牙文，而是葡萄牙文。龙华民是意大利人，但是葡萄牙国王握有中国传教的“保教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指导，所有文件都要用葡萄牙文写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第二个文本是拉丁文本，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工作语言，也是学术语言。拉丁文本作为内部讨论本，在耶稣会士之间秘密阅读，不得外传。嘉定会议做了决定之后，为了避免争议，只保留一个文本，其他都烧掉。1660年，这个拉丁文本被耶稣会士汪儒望稀里糊涂地赠送给了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本传出去后，不幸还传到了西班牙籍道明会神学家闵明我手里。闵明我如获至宝，在1667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用来攻击讲葡萄牙语的耶稣会士。《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1701年，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翻译了法文本；1604年，又有了英文本，接着欧洲所有语言都有翻译了。 龙华民的这本书其实比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的影响更大，而且它的读者全都是思想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莱布尼茨读了这本书，再加上其他的研究，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还有后来出版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一系列“汉学”著作，形成了他的“中国观”。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物质文明非常感兴趣，他的想法是要知道大陆另一端的自然、地理、气候、物产、人种，以及语言、风俗、礼仪、神学等等。是否和欧洲一致。他访问罗马，通讯北京，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在华耶稣会士作出回答。因此，各种各样关于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以及物质形态的研究，如中国的人参、茶叶、水稻、棉布、高岭土、造纸、印刷、火药等等各种物质形态的研究，都由此带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