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三个问题：中国史学与20世纪苏东剧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史学两支史学潮流的相关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新史学的关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其前提与基础在于相互了解，史学交流尤甚。当下，为了进一步开拓中西史学交流，不断地加深相互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唯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西方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前行。 关 键 词：中国/西方/史学交流/史学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项目批准号：07JJD7701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广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世纪已经谢幕，但对20世纪那风雷激荡、色彩斑斓的历史进行研究，还刚刚揭开序幕。历史的审视，总是在创造世界的活动之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深度。 倘若说到20世纪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外(西)史学交流史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选项，有道是文明(或文化)以交流而出彩，史学交流尤甚，理由呢？因为史学是文化的枢纽，换言之，它是文化中的文化。 故此，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对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笔者也积极参与这一工作，落笔亦多为20世纪的人与事。①我除几篇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的个案之作外，②从理论上专门阐发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本文为第三篇，③故曰“三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这篇文章集中谈下列三点，或可作为前“二论”的“补白”，拙文不当与疏漏之处，尚望方家指正为盼。 一、徘徊于“两支巨流”之间 纵览20世纪的世界史学，概括地说，能引领国际史学潮流的，主要有“两支巨流”，正如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居伊·布瓦所指明的：“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④布瓦的概括，是对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种宏观的考察，自有其独到之处，这里借“两支巨流”说，意在阐明它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的牵引与关联。 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地输入中国的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二战后在西欧北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要另作讨论。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主要是从苏俄引入(有时也借助东邻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说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十多年间，早期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不斐，它的输入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演变为“官方史学”，至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就被烙上了教条主义与僵化色彩的斯大林主义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的延安地区传播，对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范文澜等)也有不小的影响。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20世纪前期输入中国的域外史学中，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从总体来说还很微弱，唱主角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我国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在50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庶几成了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史学焉能例外。其时通过多重途径输入了苏联史学，就个人的阅读经历，记得多卷本《世界通史》以及《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等书的中译本，于我大学时代历史学专业的学习甚有影响，至今仍未消失。⑤至60年代后，由于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及中国的“文革”，炙手可热的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史，由冷转为空白，后终于为西方史学的大规模引入所淹没。 一支是“新史学”，我这里说的是西方新史学。西方新史学发端于19世纪末，自此迄今，它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演进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前期，西方传统史学(以兰克史学派为代表)还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卷轶浩繁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的出版，即为显例。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在1984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恪守传统史学的“顽固分子”希梅尔法布，还向新史学发难。其实，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关联性而言，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总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的史学传统之中。在20世纪前期中外史学交流中，这里的“外”主要是“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以鲁滨逊学派、文化形态学派等为主的西方新史学的早期代表，其人其著纷纷传入东土，并在30年代前后形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⑥ 上述这“两支巨流”，在1917年以前，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这之后两者逐渐抛弃敌视态度，开始接近，直至1955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明确指出：“大约以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⑦保罗·利科也说：“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⑧是的，这“两支巨流”亦即东西方史学都在发生剧变，进入反思(再检讨)时期，即巴氏所说的“重新定向”。 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苏联在中断20余年后重新与会，“两支巨流”汇合了东西方史家在二战后首次会晤。出现了西方新史学派、西方传统史学派与东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同场博弈、互争雄长的对话场景，正如参会的苏联史家潘克拉托娃在总结此次会议时所说：“经验证明，为了巩固和平与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⑨ 然而，苏联史学虽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50年代的“解冻时期”和改革年代，曾在方法论探究、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显示出某种新气象，出现新成果，但到步入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后，史学也止步不前了，直至苏联解体，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与之相反，西方新史学则以蓬勃生机在60年代获得了迅猛的发展，70年代则是它的“巅峰时代”。它揖别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携手经过革新的传统史学，终而成了史坛“霸主”并以强锐之风，劲吹在改革开放初启时的华夏大地，在80年代很快出现了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二次高潮(这岂止是史学，也当然包括史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这次中西史学交流之盛况，许多学界人士都是亲历过的，有的还是参与者，对此，就毋须在这里赘说了。 20世纪中外(西)史学交流的行程，徘徊于“两支巨流”互为雄长之间，既显示了色彩斑斓，散发出各自的个性色彩，但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比如：译书均在交流中占首要地位，这“两支巨流”在中国流淌，无不证明梁启超之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⑩先贤之见，也适合于史学文化之交流。曾记得，50年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在坊间广为流传，80年代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中译本首次印刷就有8万册，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通过这类译书，国人领略苏版马克思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的特色，学人知晓了国际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发展及其流向；又比如，留学生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30年代前后的何炳松，50年代的一批留苏学人(如陈启能等)，80年代之后的“新何炳松”(如王晴佳等)，在中外史学交流与沟通中，他们都充当了“马前卒”的先锋作用。这“两支巨流”的流入，当然也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经验教训：我们为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事实证明，“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俄化”)也不行，中国史学只有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汲纳他人之长，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