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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文史哲》2015年第1期 陈怀宇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案研究。
    关 键 词:翦伯赞 周一良 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 莱顿 冷战学术 牟复礼 费正清 杨联陞
    作者简介: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和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合聘副教授。
     
    近期以来,一些近现代名人回忆录、日记陆续出版,为后人了解一些事件的细节提供了不少材料,但作者在事后的追述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对事件的追忆以及对这种追忆的重新叙述。这样的追忆实际上带有作者的主观性、选择性与片面性,甚至常常根据追忆时作者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回忆录常常只会留下作者想给读者看的内容,所以回忆录实际上是单向度叙事,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者写回忆录也常期待读者能接受这样的叙事并理解作者的处境。如果数位当事人都在回忆录里谈及一个事件,我们可以对比他们的不同叙事,一方面将细节拼接起来,另一方面探求不同叙事出现的缘由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本文所要讨论的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这次会议邀请了两位中国学者参加,使得冷战开始后中外学者第一次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学术。有趣的是,数位中外与会者陆陆续续在半个多世纪中发表了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值得我们对照阅读,帮助我们考察这些学者的关注点、性情、人格魅力,甚至政治和思想偏见。同时,通过比对这些出自不同视角的资料,也可以从中略窥20世纪50年代冷战形势下国际上中外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很真切地体现在学者们的交往之中。
    1955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虽然主要由西欧学者发起,却也邀请了中国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参加,而参加大会的学者也不仅仅限于青年汉学家。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参与者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我们在讨论这次会议时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这三个洲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资料。有关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史料是很有意思的,相关的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前后半个世纪陆续出现。有关这次莱顿汉学会议的直接史料,只有当时留下来的由会议主办方编制的英文会议程序手册①,以及会议与会人员合影等图像资料②。会议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并没有公开出版,也许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保留有一些当时的记录,不过我们甚至不清楚当时开会的全程是否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间接史料却在半个世纪中陆续问世。最早的间接史料是周一良(1913-2001)先生参加完会议回国后于1956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中文短讯,对这次会议有极为简单的介绍。而更多的间接资料来自当事人特别是北京大学周一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rick W.Mote,1922-2005)等三人的回忆录。其中,费正清的英文回忆录《费正清对华回忆录》1982年出版,周一良的中文回忆录《毕竟是书生》1998年出版,牟复礼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2010年出版。将这些出现在中国北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中文、英文文献对照阅读,其实也相当于二重证据法之所谓“以域外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中文文献相互参证”。不过,这些文献所出现的中外政治、文化背景相当不同,写作时面向的读者对象也不同,因为这种不同,它们所想表达的内容也就有取舍的不同。
    最近二三十年来,汉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其中既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影响,也有学术界不断反思学术史的直接因素。但是海内汉学史的研究,比较常见的模式是讨论一些著名的海外汉学人物及其代表作③。对于汉学会议的讨论还不够重视,即便涉及,讨论也不充分。对于汉学史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不仅要研究汉学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汉学人物的学术事业和成就,学术出版的成果,也要讨论汉学机构、汉学组织等制度和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而汉学会议这样的汉学组织方式也值得讨论。这次莱顿会议,多位参与者都在回忆录里提及,而每个人提及的内容又不完全一样,每个人谈到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回忆有选择性,深受回忆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关注点影响。当时会议举行的细节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但是将这些当事人的记录放在一起比较,则相当有趣。很多学者一生中会参加很多次学术会议,但不同的会议显然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义。这可能是周一良先生一生中相对来说较为特别的会议,以至于他多年以后还特意提起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的费正清、牟复礼也都在自己的回忆录谈到了这次会议,也都提到了周先生。
    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将有关莱顿汉学会议的中英文直接和间接史料一一列出,通过分析这些史料的不同性质及其“再现”的历史来考察这些史料的生产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同时对这次会议的国内外政治和学术史背景略加疏解,以便帮助读者对这次会议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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