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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良先生对会议的相关回忆 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出版后，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现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东亚学家傅佛果(Joshua A.Fogel)已将其译成英文出版④，也许会吸引一些英文读者的兴趣。这本回忆录提到许多同他有交往的学者，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提供了诸多较有价值的线索。周先生早年在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时教过的美国学生牟复礼的回忆录也在2010年出版，里面有一节是专门回忆1955年的莱顿汉学会议⑤。 两人的回忆录在叙述莱顿会议时都提到了对方，两文对照阅读，实在是很有趣。在《毕竟是书生》中，周先生对自己参加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期间的一些行为作了很深刻的检讨： 在莱登和巴黎开会时，翦老运用他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的经验，灵活机智，争取对新中国友好与可能友好的人，取得很好成果，也使我学到不少知识，对以后外事活动起了作用。但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我们也因此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如对于来自美国和港台的学者，都表现出壁垒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极不明智，如对美国费正清教授、牟复礼教授(当时还是青年)，香港的罗香林教授、饶宗颐教授和在巴黎求学的台湾青年陈荆和教授等。牟复礼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在莱登约我联名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先生寄一张风景画片致敬，被我婉言拒绝。几十年之后，除罗香林教授早已逝世外，我与上述诸学人都有机会重晤，或重温旧谊，或切磋学术，同时不免深有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⑥ 这个回忆值得作一点讨论。这段话最重要的词是“政治”，最重要的句子是“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考虑到《毕竟是书生》是周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从这本回忆录的标题来看，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周先生将自己定义为书生，即他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是书生，而书生安身立命的主要活动应该是读书、写作、教书；二是周先生想澄清自己“毕竟是书生”，所以上了政治的当，毕竟在政治上比较天真，没有洞察到统治者的政治用心。取这个书名实际上带有忏悔、反思的性质。周先生这是试图回忆一生经历而为自己曾经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反思，特别是向知识界反思，向了解他一些政治活动的知识界同行反省。虽然这本书出版后，天下人都能看到，但不同读者对周先生了解的程度不同，自然对这本回忆录的体会和理解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周先生已经经历了反右、社教、四清、“文革”，在“文革”中他参加了“梁效”批判组，“文革”结束后受到了政治审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早早就退休了。反思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的影响是他撰写回忆录时的一条重要线索。他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正是这种反思心境的写照。 “莱登”现在一般都写作“莱顿”，而周先生提到的莱顿学术会议，正是1955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届西欧青年汉学家年会。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冷战正酣，东西方学术界缺乏来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主办者也通知了中国。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次派出两名代表翦伯赞和周一良，深入西欧参加主要由资产阶级学者主导的学术会议。翦老当时是学术兼行政负责人，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出席这次会议，周先生是陪同翦老参加的。 这次会议是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参与者是西欧研究中国的学者。按道理中国应该派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才算是最强阵容，才可以展示新中国的史学成就和力量。换言之，从制度上说，周先生不是最适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选，因为他当时任系副主任兼北大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从制度上、学科分野上说其实算是“外国史”专家。虽然周先生原本做魏晋南北朝史，但1952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之后按照系主任翦伯赞的安排，转换方向改做日本史，在系里负责协调亚洲各国史的教学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史。曾在北大历史系听过周先生讲日本史的王仲殊在回忆录也有所说明。王先生在晚年一次访谈中追忆了他和周先生在50年代初的接触： 1949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听周一良先生讲授日本历史。我曾想毕业后作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日本史。只因校方无相关的机制、计划而未果。我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伊始，梁思永副所长听来访的周一良先生说我对日本语文的造诣颇深，便要我翻译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论文。以备测验前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用。⑦这里提到了梁思永，实际上根据《竺可桢日记》1950年3月3日的记录，在周先生调入北大之前，还在清华历史系上班时，梁思永曾有意聘请周先生到新成立不久的中科院考古所，而当时刚好赶上中科院人员紧缩，没有办法提出聘用计划⑧。王先生的回忆则提供了周先生拜访梁思永先生的细节，说明当时周先生很关注将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内。无论如何，当时魏晋南北朝史仅算周先生的副业。而周先生在莱顿汉学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也正是他的主业，即介绍中国亚洲史教学。 尽管周先生当时主要做日本史，但他之所以被派出，可能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他外语好，英语、德语都可以与西欧学者自如交流，可以为翦老提供帮助；二是他当时是预备党员，政治上靠得住，上级不怕他出国之后滞留不归，组织上也能接受翦老的领导，不会有抵触情绪。 其实，当时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在1949年前做过胡适的秘书。因此他实际上被翦老当作是胡适在老北大历史系的旧部，当时邓先生也不是党员，因为翦老要团结未追随胡适离开大陆的胡适旧部，才任命他做教研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邵循正。他曾由陈寅恪等人推荐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和周先生一道从清华调入北大，翦老认为他是蒋廷黻旧部，因邵循正30年代是蒋廷黻的学生。其实邵先生在抗美援朝时表现颇为积极，发表多篇大作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政治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周先生原本算燕京大学历史系洪业旧部，1946年自哈佛返国打算重返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因洪先生去了夏威夷，周先生遂未能获其照拂如愿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来一直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教书，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直至1949年才由新上任的系主任吴晗引入清华大学历史系⑨，1951年接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任系主任，1952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北大，当时积极要求入党，政治上比较可靠。 周先生回忆录里这段话提到的两位西方学者费正清、牟复礼，一位长期任教哈佛大学，一位长期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之所以被提到，跟周先生写回忆录时，他们两位在北美汉学界的地位有很大关系。而这两人也和周先生有渊源。周先生没有提到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也没有提到费正清和牟复礼以外的其他西方学者。虽然这次会议在莱顿召开，并且参会者以西欧汉学家为主，但周先生在回忆录里却只提了两位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其他西欧学者全部未提。这是有缘由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周先生和费正清、牟复礼都与哈佛大学有渊源，在莱顿会议上见面亦可算他乡遇故知。费正清1936年获得牛津博士学位之后回哈佛任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从事情报工作。二战结束后复员回哈佛任教。而周先生1939年进入哈佛学习，对费正清并不陌生。而牟复礼则在二战时因在哈佛陆军特训班学习中文与周先生有一些过从，当时周太太邓懿在赵元任先生主持的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中文课程中担任口语助教。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特别提到哈佛陆军训练班有学生牟复礼、柯迂儒(James I.Crump)等人(两人1943-1944年间同在特训班)，后来成为汉学家⑩。 在莱顿会议召开之前，周先生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批判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上。他当时大概没想到秋天会出国到莱顿，竟然会这么快就遇到费正清本人。另一方面，从周先生回忆录的书名《毕竟是书生》便可以看出，这是人到老年对以前的人生经历进行反思的记录，也多少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解释甚至辩解的意味。所谓“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之说，这失去的朋友自然包括美国的费正清、牟复礼等哈佛旧交。 最后我们说说周先生在回忆录中简单提示的他与罗香林、饶宗颐等学者的恩怨。莱顿会议上周先生并没有机会和香港华人学者接触，因为这次香港没有派代表参加。但转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则邀请了香港代表罗香林、饶宗颐等人。翦伯赞发表了《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当时会议上同香港学者之间的冲突有详细记录。据这份纪要，香港大学罗香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的报告，由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翻译。周先生提问，认为罗香林所说的历史分期实际是胡适的观点，而历史分期的标准应该主要看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形态。贺光中请主席制止周先生发言，翦老见状当即指出：想要限制中国代表发言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向大会提出抗议，最后会议组织者白乐日和会议主持人史华慈都支持允许周先生继续发言(11)。这便是所谓“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的由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