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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联陞致胡适的信中的会议情况 周先生的短讯正式发表于1956年，但其实际写作短讯的时间并不清楚。在他参加完莱顿会议到回国后发表短讯之间这段时间，实际上还有一条材料提及这次会议。这便是目前已知有关莱顿会议最早的中文史料，这条史料实际上来自周先生的哈佛老同学杨联陞。 莱顿汉学会议举行的时间是1955年8月28日至9月3日。很快杨先生便在1955年9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提到了费正清。杨先生说：“今夏在莱顿举行的少壮汉学家年会，中共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今天叶理绥给我看一张照像，里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着的时候头项有几分向前弯，还是他从前常有的那个姿势(他那篇文章里，没骂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费外，只骂了魏楷一人，说他在中日战争时曾公然发表应听任中国亡于日本之缪论。对西洋汉学者好像只捧了Arthur Waley一人)。”(28)从杨先生的信来看，当时哈佛学者叶理绥和费正清也一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杨先生当时任教哈佛，也只提到从哈佛去莱顿开会的叶和费两个熟人，其他人一概未提。这说明他心里首先关心的人还是哈佛的熟人，而与会的哈佛熟人也是他了解这次会议情况的主要信息源。 魏楷是James R.Ware，汉名也用魏鲁南，1930年代初曾在北京留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远东系中文教授，协助老师叶理绥编辑《哈佛亚洲学报》，30年代为陈寅恪翻译两篇论文发表在该刊。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个汉学博士，早年也做南北朝佛教和道教史，毕业后主要帮助叶理绥在哈佛教中文，学术成果并不算特别突出。周先生也对南北朝宗教史感兴趣，未赴哈佛以前已经开始留意魏楷的作品，1937年在《史学年报》第2卷第4期发表文章评论魏楷的英译《魏书·释老志》(29)。叶理绥主要是日本学家，似乎别人都没提到他参加了莱顿汉学会议。杨先生信中所谓周先生“捧了Arthur Waley一人”，是指周先生在《西洋汉学与胡适》里说有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抱友好态度，对中国文化带着欣赏的眼光来介绍给西方，如亚瑟·韦雷(现在通译作“魏礼”)把《诗经》、《老子》、《西游记》等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洋读者，对文化交流起了正面的作用。 1950年代，尽管冷战已经开始，但海内外通信还不是特别困难。1956年5月14日杨先生在给胡适的信里说他当天收到周一良先生给他和王伊同、邓嗣禹的信，告知一些国内老朋友的近况，发动他们几个回国报效。这封信如果能找到，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可以一窥周一良先生首次出国参加莱顿汉学会议回国之后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如何劝海外同学回国报效国家。看当时杨联陞和胡适之间的通信，可知杨先生当时仍然在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关注道藏、佛藏的研究。 而反观周一良先生，已经很少做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尽管他1951年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2期上发表了《敦煌壁画与佛经》一文，但主要精力是研究亚洲史，比如1950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历史教学》1950年第1、2期)、《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进步日报》1950年12月26日)，1951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书，从题目就能看出这是冷战下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所出版的应景之作。这本书出版之前他在1951年2月13-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文，还在《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1955年9月他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一书。这之后，他还出版了《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和《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两书。这些书基本上都应看作是比较通俗的历史书，并不能反映出周先生真实的亚洲史研究水平。 这一时期他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还是那些讨论中日关系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反观他1946年回国之后到1949年秋进入清华之前，所发表的论文大多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如《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等(30)。他在50年代政治压力下而非自愿进行的学术转型无疑是令人惋惜的。这与他老师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史学三变”完全不同(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