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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牟复礼回忆录当中的相关回忆 牟复礼先生晚年一直在撰写回忆录，但并未最后完成。这本未完成的回忆录是由他在普大的同事南熙(Nancy Norton Tomasko)编辑出版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的汉学家和对汉学有兴趣的学人，所以正如其书名《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所揭示的，该书的叙述重点是牟先生回忆一生如何与中国史研究结缘。这是我们阅读这本回忆录应该注意的特点，它不是一部全面的汉学学术史研究，而是个人汉学学习和研究生涯的历史回顾与点滴记忆。 牟复礼先生在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上只是一位观摩的青年学生。但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提供了更多有关这次会议的有趣细节，而且这些细节特别提示了他与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交往。在他2004年所写的这次会议的回忆文字中，翦伯赞甚至是主角。这反映了牟先生将这次会议看作是他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接触的重要历史事件。牟先生是在1944年参加哈佛陆军训练班时开始学习中文，也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而他当时的中文老师是赵元任和特训班的助教邓懿。他在特训班时和周先生、邓懿夫妇都有来往，毫无疑问，周先生夫妇对他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起了启蒙老师的作用。后来牟先生进入美国战略服务处工作，曾被派到京津一带帮助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与国共两党都有接触。他后来复员后又回到中国进入金陵大学学习，自此正式进入汉学领域。1940年代前后两次逗留中国，使得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戴闻达(1888-1954)在1952年访问了华盛顿大学，了解到即将毕业的牟先生的情况，主动邀请他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以便在莱顿学习一年。牟先生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台湾游学，在游学期间申请并意外获得了这个奖学金。可是戴闻达在莱顿的继任者何四维告诉他，他以前联系的接待人戴闻达教授已故去，如果他不能来莱顿也没关系。但牟复礼还是决定按计划去莱顿。并且在开学前就到了莱顿，正好赶上参加青年汉学家年会。据他回忆，大约四十位欧洲汉学家参加了会议(加上家属，总共约一百人左右)，而红色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主要由西欧汉学家出席的会议，与会者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和中年学者周一良，当时周先生专攻佛教和六朝史。 他对周先生专业的回忆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完全是事后追忆。因为在2004年牟复礼写回忆录时，周先生以研究佛教和六朝史知名于欧美汉学界，并非以日本史研究知名。周先生当时以日本史专家的身份去莱顿开会的形象，在2004年牟先生的回忆录里完全看不到了。牟先生也完全没有提及周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介绍新中国的亚洲史教学和研究，更没有提到周先生转向这样的新方向是当时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教学模式导致的结果。总而言之，这是很典型的回忆者以写回忆录时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发生的事的例子。 据牟先生回忆，翦老和周先生到达莱顿汉学院的当天，何四维便请牟复礼去他办公室与两人见面，以便让牟复礼帮助招待他们。但让牟复礼感到意外的是，周先生的反应就像两人根本不熟一样。翦老注意到牟先生主动打招呼，而周先生反应冷淡，便问周先生：“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吗？”周先生回答说，牟先生二战时曾在哈佛培训，算有一点认识。很明显周先生对其美国岁月感到十分不安，不想让翦老深究他的历史。周先生随即转而言他，不再理会牟先生。牟先生猜测周先生因为出身名门而最近才转投革命阵营，这使他在翦老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学术领导面前感到十分不自在。 但是翦老却友好地问了牟先生一些问题，请牟先生夫妇陪同他一起参加会议。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牟先生一直陪着他，给他解释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有趣的是，他们在大街上遇到英国学者秦瑞和法国学者谢诺，两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身份，试图跟来自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翦老套近乎，但当得知陪着翦老的牟先生是美国人时，两人便迅速改变步伐，试图避开牟先生。牟先生记下的这个细节非常有趣，从中可见即便是在欧美，左、右翼学者之间亦有心结，而这种心结正是同当时整个欧美的冷战大背景分不开的。即使是欧美学界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也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在学术制度相对完善的学界，学者们之间仍然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缺乏相互理解、宽容和接触，更不要说认可了。学术和政治在冷战下的欧美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牟先生也特别提到，谢诺和秦瑞在会议上与白乐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白乐日说他的研究当然是基于假说，但不像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愿意根据研究的结果来放弃或修正自己的假说。翦老对这些争论很感兴趣，当即拜托牟先生帮他翻译，但翦老听了之后表现谨慎，并未立刻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这次会议上，牟先生也见到了费正清、拉铁摩尔、傅吾康、龙彼得，但感到这些人在会议举行讨论时不算活跃，主要在会下与青年学者们交往。不过，牟先生在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他曾与周先生相约一起给赵元任写明信片的事。 前文已经说过，赵元任是牟先生在哈佛陆军特训班的中文教授。赵元任自1947年起就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52年获聘为阿加西讲座教授，1954年6月又获得古根海姆奖，所以1954-1955年赵元任应该是享受学术休假一年。据他回忆，1954年他曾想约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见面，但高本汉恰好有事外出，约见未果。当时看来赵先生借拿古根海姆奖而进行学术休假之机在欧洲游历，曾到过瑞典，故而想见高本汉。他又说当时在哥本哈根有个会议，高本汉按说应该到场，却因病未去，结果又没见到(26)。1955年秋大概赵先生休假结束，从海外游历回到了加州。这正是牟先生在莱顿会议上提议与周先生合送明信片给赵先生的背景。 牟复礼在与翦老的接触中，感到翦老是一位友好和直接的人，跟他谈话很有意思(27)。牟先生也了解到翦老曾在1924年夏至1925年底留学加州大学，因志不在此而没有拿学位即回国。时至1955年，翦老的英文已基本忘光了。周先生的英文和日文都很好，也会法文和德文，来莱顿显然是要做翦老的翻译。牟先生后来也听说翦老和周先生参加了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年会，那时周先生的举止更为放松和自然。而在第九次年会上，东西方学之间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实际上，考虑到周先生1956年春正式入党，而一般预备党员考察期为一年，则1955年8月下旬他访问莱登时正好是预备党员考察期。可能当时在顶头上司翦老密切关注下，他比较小心，出国访问时处处实践周总理所谓“外交无小事”的指示，生怕出问题，以免党员转正一事泡汤。当时气氛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