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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言 以上为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之三题，当可作为前几年发表的“两论”的一种补充。正文说罢，文末似有“余言”。这里，只说一点吧，即史学交流的基础。毋需多言，当然是交流双方的了解，倘双方互不了解，何谈对话，遑论沟通，于是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都是白搭，史学交流尤甚。 从大的来说，倘问中西之间，谁更了解对方？答曰：中国，至少在现当代。比如以译书为例，据有学者研究，20世纪英、法、德、意、西、俄六种文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统计结果共为100680册，而同时期西方诸国的中译本总共为800多部，于是统计者不由惊叹：“我们太了解西方了，而西方对中华民族完全是隔膜的。”(37) 还可再举一例。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大汗之国》提到一个细节，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到中国访问，在白宫的代号为“马可·波罗二号计划”，在他们看来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的又一次沟通东西方的“壮举”。如何看待这件事，论者分析道：“似乎更意味着时至今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没有突破马可·波罗的眼界。这不是反讽，而是一个事实。如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只是西方的文化想象，真实的中国则永远处在西方文化之外，只能是一个比想象更遥远的国度。”(38)上例似乎可以为此论作注。 当然，上述之见，忽略了时代与社会进步的因素，仅从互译的数字统计作结论，也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似可商榷。不管怎样，现在重要的任务是中西双方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具体到史学交流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多种渠道，对西方史学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研究，择其长处，以作借鉴，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让西方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以纠正他们对中国史学所留有的种种误解与偏见。这后一点，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然现实与未来的目标，总是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脚步总是跟在洋人后面，洋人“冲击”，国人“回应”，摆脱不了为西方“高人”“新说”做“小工”的下手角色，真令人有一种“骨化成灰恨未休”的遗憾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当志存高远，肩负时代的重任与历史的使命，拿出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学术成果，在中西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给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