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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一花独放”到“精彩纷呈” 纵观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其亮点当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史学交流。的确，中国自新时期以来，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沟通与交汇，如译书之多、人员往来之众、成果刊发之多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回溯这段历史，在繁杂的西方新史学引进的诸多流派中，个人以为年鉴学派可居鳌头，似乎是“一花独放”，或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中的一个标杆。其实，发端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一开始也默默无闻，属于地区性的学派，在20世纪前期并未对西方史学发生过多大的影响。年鉴学派真正登上国际史坛是在1955年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从50年代至70年代，年鉴学派声誉日隆，直至俨然成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范型，被塑造成西方史学的一种主流形象，其识见泽被史学，惠及其他社会科学，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前辈学者张芝联先生就在中国南疆一座城市的学院，向莘莘学子介绍过年鉴学派，(11)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当然是空谷足音，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张芝联先生又写《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2)才日益对我国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真是一花引来春满园，自此，西方史学的引进，驱动着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步入了快车道。事实确是，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其中最具代表性与集中引进是对年鉴学派的介绍、评述、研究，乃至将这个学派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史学。比如，就以译书为例，年鉴学派的中译也居多，仅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著作，已大体译出，在汉语学界流布，一时竟成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一个热点。对此，学界已多有评介，(13)我这里仅补充两小点： 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除张芝联先生引荐年鉴学派于中国卓有成效外，还应关注到其他学者。手边就有一例：1983年，中山大学汤明檖先生赴法国讲学期间，曾和年鉴学派学者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国内学界对该派尚处在介绍阶段的时候，汤先生已开始指导他的学生(如刘志伟、陈春生等)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中国史学研究。1993年，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袖人物勒高夫首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其第一站就选在华南学派大本营——中山大学，这反映出勒高夫的识见与华南学派所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有其合拍之处。(14)这类例子当然不是个案。 二是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一种外来的理论再好，倘输入后，缺乏对其的真切体会，生搬硬套，也会水土不服，难以做到水乳交融，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史学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将异域的种子，在本土培植，使之发芽与成长。在我看来，这种尝试与努力总是应该受到鼓励，倘有失误，也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能乱戴帽子。笔者曾尝试用年鉴史学范型中的时段理论，分析西方基督教自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段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一尝试获得了学界的认可。(15)又如，当代中国学者用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将长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古史研究，也取得了成绩。在此，不再一一例举。 观察中西史学交流史，在20世纪末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引入及其对我国史学的影响。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曾指出过：“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期间，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16)伊格尔斯所指，正是说的西方新文化史在当代的兴起，(17)它成了晚近三十余年且一直影响到当下的西方史学新潮。 这股潮流，初起微澜，继而淙淙，终而汹涌，这在西方，进而在中国的流传，都是如此。80年代初，此时的西方新文化史之风尚处于青蘋之末，虽吹起水波涟涟，但在东土成思潮的却是上文所说的“一花独放”的年鉴学派以及它的史学理念，还真的说不上西方新文化史诸家对当时中国史学带来什么影响。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待。西方新文化史入华的最佳时间终于在世纪末来临了：1999年9月，当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彼得·伯克访华，从北向南，一路走来，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学术之旅，到处宣传他的新文化史理念。(18)在黄浦江畔，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伯克曾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作学术报告，笔者曾有幸在复旦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讲。在上海两校讲演的内容，已公布于众，此处不再复述。(19) 我在上面说过，在中西史学交流中的译书之重要，在这里还需带上一笔的是学者讲学之交流功能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大学者。确实，无论是大家早已熟知的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来东土讲学，苏联历史学家群体在50年代烜赫一时的在中国的讲学活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况空前的域外(主要为西方)学者来华讲学，都是显例，他们都为传播域外史学之新说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在互动中，也可实现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在，了解中国的过去，进而了解中国的史学，这对消除误解、纠正偏见，不无助益。总之，学者讲学在中外(西)史学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他们的足印。 西方新文化史引进后的“精彩纷呈”还得归功于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勒华拉杜里著作中译之媒介。(20)1997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被译为中文出版。(21)这部名著在西方史学文化转向进程中，是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大陆新文化史中译的先导。真如“蝴蝶效应”一般，《蒙塔尤》中译竟引来新文化史中译之“精彩纷呈”，据青年学者周兵的归纳，近年来中译的新文化著作，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物质文化史，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身体和性的文化史，实践与表象的文化史。(22)这四类书籍，既有学术性很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比如弗朗索瓦·弗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等；更有无数的通俗性的新文化史作品，比如《食物的历史》、《医药文化史》、《调情的历史》、《幽默文化史》等，在当今国内书肆或网上选购，足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据周兵粗略统计，自2000年至今这类新文化史中译本已达百余种。不过，国内译作，这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不难想见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在它的发源地之繁荣景象，伯克说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过。在新文化史琳琅满目的背后，不由令人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史”吗？甚至可以发出克罗齐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惊世之言。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景观，我们应当怎么看，这自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赞同周兵的下列看法：“总体而言，当前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既精彩绝伦，但又不免繁琐杂沓。新文化史的写作常常是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重，既多出自专业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手，也多以人们日常熟知的主题入手，同时新文化史的通俗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非专业作者踏入历史学的领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可以雅俗共赏、为人喜闻乐见的学科。而过分的标新立异也使一部分著作走上了欺世媚俗、庸俗无聊的另一极端，客观上给人造成了新文化史良莠不齐的负面印象，因此对各类(新)文化史著作有时还需区别地(甚至是鉴别地)去读、去看并加以研究。”(23)此见，切中肯綮，深以为然。上见发表六年后，周兵以《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为题撰文，进一步论证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缺陷：“文化”因素被过分夸大、“文化”概念被滥用。(24)我以为，对于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引进，对于西方新文化史之中译，都应当十分关注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新文化史作品的中译，我国的西方新文化史之史的研究，多在中国新世纪(21世纪)显示“精彩纷呈”。台湾学者卢建荣先生指出：“台湾引进的新文化史研究风潮，较之曩昔七十年来两波的移植西学运动，成果显得辉煌，大有直逼与国际史坛同轨、或同步发展的况味。”(25)卢先生说的是台湾学界的情况，大陆学界在新文化史方面或移植，或研究，近十年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里略举一例，以见一斑。从这两三年在上海连续举办的“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信息表明，会议主题的拟定充分显示域外新文化理论与本土问题的紧密结合，这些议题包括：我们应如何更好地认识近代上海的政治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能否基于出版史、阅读史更好地展开等。中外与会者的共同感受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借用卢氏之语，就当代新文化史研究而言，从这个系列会议，看到了“与国际史学同轨”、闻到了“同步发展的况味”。倘与上作比较，这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进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流派在华的回应，相异于那些年的顶礼膜拜的“心态”，那些年的食洋不化的“况味”。总之，历史在前进，行至20世纪末，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史学交流史，而不只是单向的输入。 不管怎样，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理念的引入，体现其理念的作品之中译与广布，对汉语学界正在勃兴的新文化史研究，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面对西方学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不只是移植，更重要的是如何奠建自身的“主体意识”，如何将西方新文化史范型与中国本土问题相结合，即前面所说的将域外理论运用于中国史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这当然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从总体上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