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理雅各信任《左传》，因褒贬之说而排斥《公羊》、《穀梁》及一切褒贬 因为《春秋》行文简短，而且行文中不夹杂任何评判性意见，所以《春秋》之义难解。理雅各本以为《春秋》三传有助于理解《春秋》之义，但是考察三传之后却发现，如果《左传》含有丰富细节的叙述不被采纳，春秋近250年的历史将成为一片空白；《公羊》、《穀梁》与《左传》解释经典的方式很不相同，既不能和孔子的思想保持一致，也不能与其书自然推导出的结论一致；《公羊》、《穀梁》用它们的褒贬理论，解释《春秋》的语言，这种方法令人难以接受；《公羊》、《穀梁》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人们重视。(18) 理雅各充分肯定了《左传》对获得《春秋》之义的重要作用。《公羊》、《穀梁》主张褒贬理论，在理雅各看来，这一套褒贬之说得不到验证，是荒唐的(19)，很难令人接受，理雅各更偏向于肯定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的《左传》。既否定了《公羊》、《穀梁》的解经方法，康熙《春秋》的编者以《公羊》、《穀梁》之说为基础申发而来的观点，均不被理雅各所认同。理雅各甚至为康熙《春秋》的编者身为高层知识分子，却不能破除前人的褒贬之说而抱憾。 理雅各颇为赞同清初学者毛奇龄对《春秋》褒贬之说的看法。毛奇龄痛斥经生在细节的或缺或省中寻求褒贬，他认为一个人的爵位、姓氏或缺或省，日月或有或无，都无深意，在这些地方穿凿褒贬，无异于痴人说梦。(20) 然而毛奇龄与理雅各对《春秋》褒贬的否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学不可能完全抛弃《春秋》褒贬之说(21)，清初传统经学的激烈反叛者毛奇龄如上所示厌弃褒贬之说，但是毛氏在这段话后接着说，不同的“死”都用同一个“卒”字来记录，“其中义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故非深识经文者不能解也。”可知他仍然在《春秋》经文中寻找义例、褒贬。纵观《春秋毛氏传》，毛氏否定的不过是宋以来的“一字褒贬”之法，而致力于依据《左传》的历史事实，揭示“死”字的褒贬之义。(22)但是理雅各却认为“卒”字除了“死亡”之义，没有任何附加意义。而且认为，《春秋》将不同的人各不一样的“死”不加区分地用同一个“死”字记录，不是真正的好的历史。(23) 所谓“一字褒贬”，即在单词片语中阐述所谓的“微言大义”，被认为是宋代学风的代表。清代学术是对宋代经学的反动，反对宋儒“一字褒贬”说；但是清代学术同样追求义理，所以仍然坚持并追求经学的褒贬。理雅各所论经学的褒贬不分宋代、清代，凡论褒贬，一概拒斥。 (二)注重《左传》的叙事，不接受《左传》的书法、义例、“君子曰” 一般说，《左传》主叙事，《公羊》、《穀梁》主义理，但《左传》同样有解经语和“君子曰”。理雅各肯定了《左传》的叙事，但是对《左传》中的义理却避忌颇深。 散布于《左传》中的解释《春秋》书法的内容，理雅各认为在《左传》中找不到内证，以证明《春秋》书法的正确性，所以不予置评。如《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其书法：“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言‘克’。”(24)因为《春秋》中没有另外的地方用“克”，在理雅各看来，《左传》此处是个孤证，所以不予采信。 又如《春秋》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传》认为称“姒氏”，不称“夫人”，是因为鲁国“不赴，且不祔也”，意即这个女人的死没有赴告于鲁，她的牌位也没有在宗庙的正确位置上。理雅各认为《左传》这种解释不知从何而来，他根据史实推测，姒氏没有夫人的头衔，所以不称“夫人”。(25) 又如《春秋》定公九年：“得宝玉、大弓。”《左传》：“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理雅各认为，《左传》的解释不清楚，所说义例亦无必要。(26)《左传》在讲述“得”和“获”的语意差别，理雅各说《左传》“解释不清楚”终究是没有弄明白“得”和“获”的意思，所以他也没能翻译出这个用字“义例”。《左传》所说“得”和“获”的区别在于获取之后是否于己有用，宝玉、大弓“得之足以为荣，失之足以为辱”(杜注)，而于我并无实际用途，所以得此宝物仅曰“得”，而得到之后能为我所用，方为“获”。 中国传统经学认为《春秋》一字一句皆由孔子手定，推敲其用字的褒贬，并适时地推及用字、义例，这些《春秋》书法、义例不为理雅各所认同，而代之以史实与考证。关于用字的深层含义，他从史实出发，去求得适合的解释，如释“姒氏”不为“夫人”；或求证于《春秋》或《左传》自身，如果一个义例只具备一个例证，一个解释只对应一句话，即便是“君子曰”(27)，理雅各亦不予采信。这样做，实际就是用史学的考证替换了经学的解释。理雅各非常看重史学著作的文体、语气等方面，但是对《春秋》的书法、义例却并不措意。这缘于他以西方史学著作为蓝本，不接受《春秋》的文体与行文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