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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除褒贬之说，却偏离了史事的“真实性” 《春秋》中“人”、“及”等简单词语的使用，都附带了书法、义例、褒贬之说。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中的“人”字，《公羊》、《穀梁》认为表示“微者”，但是在其他地方，“人”又或指“公”——“尊者”。《公羊》、《穀梁》对“人”的解释没有衡定的标准，理雅各不予采信，而统一了《春秋》中的“人”的意义，解释为“不具名的人”。这个“人”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及宋人盟于宿”指宋国某不具名的官员。理雅各将“人”分为单数和复数，有数量之别，而不再有褒贬之义。 在《春秋》的经解体系里，“人”字的褒贬历来为人所诟病。唐陆淳云：“经中一字遍施于诸例而义不同者，惟人字尔。或众而称人，或美而称人，或讳而称人，或贬而称人，或贱而称人。”(28)其中，因贱因贬而称人的情况更为普遍：微者用“人”，小国与大国相见，小国国君称“人”以示其贱，如隐公四年《春秋》“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胡传：“此诸侯会伐之始”，“蔡人”、“卫人”即指蔡、卫两国之君；吴楚两国国君，必称“人”以示贬，如僖公元年，楚人伐郑，胡传：“楚称人，浸强也。”理雅各将“蔡人”、“卫人”理解成蔡、卫的军队，而“楚人”被翻译成一部分楚国人(a body of men from Ts'oo)，抛弃“人”的褒贬义素，偏向于满足英语语法中此处主语复数的要求(英语中单数的人不可能攻伐他国)，把“蔡人”、“卫人”和“楚人”替换成国君以外的人，却与中国经典的注疏体系中的事件参与者完全不同。理雅各的《春秋》译本在他一向重视的“事实真相”上，与中国经典《春秋》的历史事实有了很大的出入。究竟事件参与者有没有国君？理雅各是否能证明他的翻译是正确的？实际上理雅各是用英语句法的逻辑替换了褒贬之说，由此产生英语语言逻辑许可的《春秋》文本。但是，剔除了“褒贬之义”的《春秋》译本，不能证明自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探明了《春秋》史实。 《春秋》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条中另有“及”字涉及褒贬之义。康熙《春秋》沿袭《公羊》、《毂梁》和宋胡安国《春秋传》以来的主流意见，认为这句话不记鲁国的出使人，是因为他是无身份地位的“微者”，没有理由在历史中留名，而与之相应的宋国的出使人“宋人”也是个微者，“及”即意味着两个微者的见面。《左传》杜注：“客主无名，皆微者也。”与《公羊》、《穀梁》的观点相同。杜注又认为小国“宿”的国君参加了此次会盟，即便他身为国君，仍只是个“微者”。这次会盟，具体来说就是鲁国人和宋国人会盟，且宿国国君也参与其中。而理雅各的翻译是：鲁隐公和宋国的一个官员在宿地会盟。若是，则此次会盟绝无可能是微者与微者的会面，宿国国君固然可以算是“微者”，但鲁史《春秋》中鲁国国君却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微者”。至于参加会盟者是否有鲁隐公，《左传》没有记载，理雅各直接在“及宋人盟于宿”之前添加了主语“公”(指鲁隐公)。究竟是《公羊》、《穀梁》、杜注接近于事实，还是理雅各的译本接近事实呢？如果不相信《公羊》、《穀梁》、杜注所说是历史事实，那么，理雅各所说“史实”又源自何处？是源自于对《春秋》句法的理解和补足吗？理雅各所理解的《春秋》句法是否就是《春秋》的原有句法？英语句法中缺少主语的句子是不完整的，而汉语中缺少主语的句子比比皆是，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有无主语也是一种书法义例。将缺少主语的汉语翻译成主谓齐备的英语，理雅各屏蔽了中国史书的书法义例，他声称“及”字前如果没有主语，可以加上主语“公”(鲁公)，这种做法可以运用到整个《春秋》。(29)这样的翻译原则确是简单明了，但与《春秋》的句法相去何其远!从汉语语法看，《春秋》中缺略的主语一般是来自我方(鲁国)的人，而从书法义例看，这个省略的主语绝无可能是鲁公，如果是鲁公，断无省略之理。这句话的缺略主语如若翻译，则是一个“不确定的鲁国人”，而从《春秋》书法的角度考虑，此人应是鲁国的一个普通官员，不可能是鲁公。(30)理雅各将此处主语理解成“鲁公”，不能不说他忽视了中国史书的书法、义例，将书法、义例当作褒贬之说而一概加以排斥。《春秋》经、传、注、疏之中，各家对书法、义例的解释不尽相同，书法、义例也与褒贬有一定的联系(31)，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史书存在书法、义例，理雅各完全忽略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理雅各因为褒贬之说破坏了史实的真实性，所以主张去除褒贬之说，但是他将书法、义例等同于褒贬之说，但在某些书法、义例所书写的史实面前，他提出了符合自己逻辑的解释，却与史实愈行愈远。 (四)以文献考证的方式求《春秋》之义，破除褒贬之义 理雅各坚持《春秋》是史学，因此应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春秋》之义。他认为，获得《春秋》的意义的方法，除了通过《左传》的叙事外，还可以通过《春秋》自身的内证，以及其他典籍的外证。 理雅各一般从上下文、历史语境中理解《春秋》，破除褒贬之义。 如《春秋》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与利益方历来没有定论。《公羊》说这是鲁国和宋国之间的战争，《穀梁》说这是纪国和齐国之战，《左传》说这是宋国和郑国的利益之战。康熙《春秋》赞同《穀梁》说，并把战争的地点设定在纪国。理雅各认为战争地点在宋国，《春秋》没有记录地点，是因为地点承前(《春秋》桓公十二年最后一条“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省，战争的发起者是鲁国，战争起因于桓公十年的郎之战。桓公十年，郑国为礼仪场合中诸侯位次的问题，联合齐、卫两国向鲁国开战。《左传》没有记载最终结果，但鲁国一定与郑国结下怨仇。桓公十三年的战役，鲁国离间了郑国和齐、卫两国，以郑国的名义向齐国、卫国开战。这实际是采纳了毛奇龄《春秋毛氏传》的观点。毛奇龄依据桓公十年以来政治外交史上的恩恩怨怨，推测桓公十三年的战争起因。理雅各认为毛奇龄基于事实的推测“更像”事实的真相，而《左传》“不记地名，是因为鲁国参加战役的时间太晚”(“不书所战，后也”)的解释，理雅各不予支持。(32) 又，《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己亥，尝。”“尝”是一个常见的祭祀。传统经学注疏一般认为《春秋》不记载寻常的事件，这两条史事的连缀富有深意。杜注认为火灾没有延烧到谷仓，无所妨碍；《穀梁》认为利用火烬之余的谷粒作祭礼，是一种不敬；胡安国亦持这种论调。理雅各认为，此事并没有特别的深意，只不过时间上异乎寻常。“尝”一般在夏历八月底前，但现在只是周历的八月底，按夏历计算，还只是六月，“尝祭”需要的粮食只能由刚刚遭受火灾的仓廪提供，仅此而已。 理雅各求证于史事，以获取《春秋》之义，其实与乾嘉汉学不侈言褒贬、求道于典章制度的治学态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乾嘉汉学将经学褒贬寄寓于考证的学术取向，与理雅各否弃经学褒贬、变《春秋》经学为史学的态度相去千里。 理雅各对《春秋》褒贬之义的弃用，很大原因是《春秋》的褒贬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自足其说。如称名是褒是贬的问题，称“死”有多种意义的问题，都违背了科学的归纳法原则。早在明代，陆粲即认识到以胡传为代表的宋代学风中的任意褒贬很成问题：“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33)四库馆臣认为陆粲此说“洞中症结”。(34)但与理雅各完全抛弃褒贬说不一样，陆粲仍然承认《春秋》中有褒贬，“《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35)康熙帝认为：“末流益纷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微言既绝，大义弗彰。”(36)康熙《春秋》的编者贬斥代表宋代学风的“一字褒贬”、妄断刑罚的原则，对三传以来的各家传注权衡斟酌，试图找出客观、公正的褒贬之说。承认《春秋》褒贬与理雅各变《春秋》为史学、不以褒贬为意是有明显区别的。 与《春秋》褒贬之说相应的是《春秋》经学的经世功能。所谓经世，即强调现实功用。康熙《春秋》的编者认为，真正让“乱臣贼子惧”的是义正词严的褒贬之说，要废除的是宋以来“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37)的解经原则，只有合理的褒贬之说才能真正使“乱臣贼子惧”，这是清代帝王《春秋》学最大的经世之用。 清代帝王的经世观念，无疑以巩固帝制为核心内容。康熙评选自《春秋》三传以来诸家古文，成《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凡君臣之道均着意阐述，以资帝政之用。这与清初魏禧《古文经世钞》、朱元英《左传拾遗》等民间古文著作中的经世风潮相呼应。清初古文领域的经世风潮尚且如此，清初经学领域内的经世风潮更为突出。 康熙《春秋》以胡安国《胡氏春秋传》为底本，沿袭了胡安国对《春秋》经的定位，即《春秋》可以为经世之用，《春秋》是尊王之书。胡安国引庄周“《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辨明《春秋》一经，“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38)故胡安国不满于王安石科举考试中废除《春秋》一经，费时30年，成《胡氏春秋传》，呈之于朝廷，恢复了《春秋》一经的考试。清代皇帝虽然不满胡安国“用夏变夷”之说，且在乾隆五十七年，废黜了科举考试中相沿几百年的胡传(39)，但是康熙帝对胡安国“尊君父”之说仍表赞同，他说：“《春秋》，尊王之书也。”(40)他在胡传尊王说的基础上特别加上帝王经世之业：“《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41)并为周另设王朝世表，列于二十国年表之前，不使与列国为伍，用以“正名辨分”。 纵观康熙《春秋》编者的意见，可以看到清代御用学者试图在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争霸的历史情境中，张扬尊卑礼制，维护王权，贬斥杀伐，对于弑君之臣予以严厉的斥责，又借《春秋》史事申诫帝王不要骄奢淫逸、拒绝臣子进谏。在这个意义上，寓含在《春秋》中的经义可以看作是清代帝王治术之指南。在康熙《春秋》中，凡涉君臣关系、圣人思想者，若有违碍，一概删削，一切以“尊王”为重。 清代帝王及其御用经学家出于“经世”的目的对《春秋》及其意义的解读，强调了《春秋》的“经”之用，而不顾其“史”之体，这不为理雅各所理解。理雅各甚至不甚明白《春秋》“经世”的含义。《中国经典·春秋》的参考书目中列有《左传经世钞》，书名被译成“左传节选”(Extracts from the Tso Chuen)，就是因为理雅各不懂“经世”的含义，这一点是理雅各亲自说明的。(42) 理雅各秉持“真实性”原则，与康熙《春秋》的编者形成不同意见。因为不解经学的“经世”作用，理雅各否定了康熙《春秋》编者的褒贬大义，消解了清代帝王春秋学的经世之用，兹列举以下几个方面详细阐明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