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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熙《春秋》以褒贬为务，无视史实 理雅各对康熙《春秋》的编者在《春秋》中施加褒贬表示不满，又怪责《春秋》叙事简短，使康熙《春秋》编者的褒贬成为可能。 如《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针出奔晋”条。三传均以为贬秦伯，宋代学者家铉翁认为此亦贬秦伯弟针。康熙《春秋》的编者赞同了三传及家铉翁的说法，对秦伯及其弟针都表示贬义。理雅各却不认为在《春秋》简短的叙述里加入了褒贬。至于史实本身，如《左传》记载，针出奔晋国与《春秋》中任何一次出行或逃奔都不相同，最重要的是这次出奔的经过，褒贬不是最重要的。理雅各认为：“一个忠实于史实且有能力准确表达的编年史编者，此处应该改变语言形式以标示针这次出行的与众不同。”(52)实际上对鲜少变化语言的《春秋》及《春秋》的编者提出质疑，其潜台词是《春秋》语言简短，不能使人明了真相，这给尊奉《春秋》的人提供了随意附会、褒贬的空间。再如，《春秋》襄公十四年，“己未，卫侯出奔齐”条。君王出奔而未书弑者之名，“杜注、孔疏皆以为责其君，而胡传因之”。康熙《春秋》的编者汲汲为“尊王”而战，他们如此申辩：“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谓圣人专责其君，有是理乎？”理雅各认为责君、责臣都在其次，弑者有名、无名都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褒谁贬谁也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重心应该在史实，可是历史的真相在《春秋》中找不到：“我们想在《春秋》的条文中找寻历史的真相，但是不能够”，真相存在于《左传》襄公二十年的相应叙述中。(53)理雅各借助《左传》探讨《春秋》242年的史实真相，认为历史的真实存在于《左传》，而非《春秋》，《左传》的地位高于《春秋》，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清代帝王春秋学的基础。 面对康熙时期《春秋》的经世之用，理雅各用史书一贯的“真实性”原则一一屏蔽掉了：康熙《春秋》的编者不分史实苛责人臣；不顾史实，删节史书；逃避史实，妄自尊大；无意史实，专务褒贬……康熙《春秋》的编者苦心编织褒贬之义，而理雅各一意推行“真实性”原则，二者互不交集。 理雅各1872年出版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是康熙六十年(1721)出版的康熙《春秋》，前后相差150年。前者是19世纪末期英国传教士认识、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窗口，后者是18世纪初期清代帝王推行的《春秋》之学，因为立场、视角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膜与冲撞。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春秋》展现了他对清代帝王春秋学的认知与颠覆。 理雅各只用西方学者的身份和识见来要求孔子，用西方史书的标准规范《春秋》，在学术层面上理解《春秋》的撰作及意义，他不能理解经学家的孔子、经学视野里的《春秋》，以及清代帝王的《春秋》经世之学。理雅各追求史实的真实性，但是在实际翻译中，他所认为正确的原则、方法导致史实真实性的偏离；理雅各用西方传统史学评价、衡量《春秋》经学话语与价值，却不能明白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的持续影响力。由此，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体现了西方史学标准与中国经学体系的激烈冲突。 19世纪的近代西方史学将历史等同于科学，标榜客观主义，以“求真”为职志。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史学传统，是不重视史学的通古致今之用的。而中国史学向来既求真，又致用。史学的求真和致用互为充足必要条件，又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相互为害，所以求真和致用需保持平衡方可成全彼此。(54)《春秋》是儒家六艺之一，四部归类中属于经部，而其内容是鲁国编年体史事，《春秋》亦经亦史的身份，充分体现了《春秋》以史为体，而以经为用的特质。中国经学向来以经世致用为首要目标，如果说史学的致用是鉴古知今，经学的致用则是古为今用。经学的阐释以古代经典为载体，却与当代意识、政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纯粹把《春秋》看作史而剥离了其“经”之用，则《春秋》不值得礼敬，唐代刘知几曾提出“惑经”十二条，宋代王安石责难《春秋》不过是一篇“断烂朝报”。基于同样的原因，理雅各质疑《春秋》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以经之用见重于世，儒生对《春秋》经之用的追求远超其对《春秋》史之体的究诘，因此也在求真和致用之间产生了不平衡，最终伤害史之体而达成经之用。理雅各不明白史实隐晦的《春秋》在清代的巨大影响力，症结就在于他对《春秋》的经之用茫然不知，而将《春秋》纯粹视为史，则与中国经学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扞格难通。 19世纪，西方东方学中对阿拉伯文化、印度的研究，因其与西方语言、哲学、历史、文化存在某种沟通，所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中国汉字与西方书写符号的巨大差距，作为西方东方学的分支——汉学研究仍然是所有东方学学科中最弱的一门。19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在语言、文化上与西方隔绝，中国文化被认为是遗世独立，与外界鲜少沟通，因而是静止的。同时，19世纪至高无上的西方“科学”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与“神秘的”中国儒学产生碰撞。(55)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克·穆勒(Max Müller)认为，中国在语言、精神与文化上与西方联系甚少，所以也就缺少学术交流的纽带(intellectual bonds)，没有任何哲学和语言上的前提为西方同情地了解中国准备条件，没有西方学者充分理解中国文化的“怪异”。(56)19世纪中期以后，理雅各的译作让西方人初步认识到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帝国，但不可避免地，理雅各与中国的初次接触还不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正如现代西方学者所认识到的，当一个学者用外在的西方的标准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就解构了。(57) 19世纪的后二三十年是欧洲汉学建立的关键时刻。但直至1870年，英语世界中仍充斥着在华传教土和通商口岸的公职人员等“业余作者”的一知半解的学问，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的译介比任何人都更为积极地介绍中国文化，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欧洲汉学的发展。(58)理雅各借助中国经典，欲考察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然而他的考察停留于纸上，缺少实践环节，这使他难以走出西方早期汉学的局限。相较实践与口头传统，理雅各更偏向于文字典籍对文化的影响，这一倾向贯穿于晚年理雅各在英国长老会教会的演讲之中。(59)然而，《中国经典》翻译之时，公羊学说正兴盛一时，影响中国学术、政治至为深远，理雅各颇为青睐的左传学却无可挽回地衰微，理雅各尚未注目于此。忽视这一点，实际是忽略了自康熙《春秋》推行之后中国经学的最大变局以及最大进展。于纸上考察中国文化，或是欧洲汉学的传统，在理雅各之前，即便最富盛名的欧洲汉学家如儒莲，亦未至中国。理雅各来到时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这曾令他引以为傲。但在19世纪末，香港仍然是文化的落后地区，没有一个固定的士大夫群，可以藉之考察中国经学及文化，这也曾令理雅各深为感喟，而将中国的思想状况设定、停留在康熙《春秋》之时，将150年前康熙《春秋》编者的思想视为19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在主观上为自己设置屏障，故理雅各亲临香港，亦未能向西方完全展现中国文化。 中国经生及封建帝王对《春秋》经世功能的倚赖和“信仰”，堪比基督徒对《圣经》的倚赖和信仰。19世纪，传教士理雅各要求史实细节的真实，但是在中国，《春秋》仍然保留着“经书”的性质、功用，春秋学领域盛行经学的研究方法。春秋学领域的难题犹如一道道锁，理雅各没有解开，西方史学并不是解锁的钥匙。19世纪的欧洲，仍是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处于霸权地位，对于东西文化交流的课题而言，西方中心论不能解决问题，研究中国文化，应以中国为中心，而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需要一个世界的眼光，这一点毋庸赘言。 注释： ①Helen E.Legg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London:The Religions Tract Society,1905). ②Lindsay Ride,"Biographical Note," in The Chinese Classic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00),Vol.I. ③Norman J.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④David B.Honey,"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6,(2001). ⑤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New York:Peter Lang Press,2004). ⑥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英]海伦·理雅各著，马清河译：《汉学家理雅各传》，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3页。 ⑧海伦·理雅各：《汉学家理雅各传》，第39、40页。 ⑨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1960),p.3. ⑩James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80),p.148.此书搜集了理雅各在英国长老会教堂所做的演讲。 (11)James Legges,"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3. (12)参见Lauren F.Pfister(费乐仁)的著作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Liu Jiahe,Lauren Pfister and Shao Dongfang,"Weighted in the Balance of Sinological History:Evaluating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Its Zuo Commentary,"台北，《佛光人文社会学刊》2002年第3期，第19页。 (13)Lauren F.Pfister,"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1815-1897)Part 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Vol.12(1990),pp.29-50. (14)理雅各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康熙《春秋》”(K'ang-he Ch'un Ts'ew,or K'ang-he edition of the Ciassic)，本论文沿用此简称，论文中不再注释。 (15)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倡扬春秋公羊学的华夷之辨、复仇大义；陈槃的《左氏春秋义例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以文献学方法全面梳理《左传》的义例，借史事斥奸邪、正伦理、树仁道、备守战。 (16)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9. (17)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41. (18)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p.40、36. (19)“《公羊》、《穀梁》以来数百成千的注者努力在《春秋》中寻觅几乎每个用词的‘正确性’，我在注释中一百次指出这种方法的荒唐。”Legge James,"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5. (20)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2. (21)即便精于考证的顾炎武，仍免不了在《春秋》的某些字词中阐发褒贬大义。参见拙作《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2)毛奇龄：《春秋毛氏传》第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9页。 (23)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3. (24)本文所引《春秋》、《左传》、杜注原文俱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5)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791. (26)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773. (27)理雅各自云他不能证明“君子曰”是正确的。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6。 (28)转引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第2卷，清康熙六十年(1721)内府刻本，第22a页。 (29)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7. (30)另外，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条，依照理雅各于隐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条阐发的“义例”，“及”前也有一个“公”。但据《左传》，并不见鲁公与齐国商谈平等相处的史事，主语同样不宜翻译为“鲁公”。 (31)如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是“曹”而是“曹南”，杜注认为曹不尽地主之礼，故不云“曹”而曰“曹南”。 (32)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61. (33)《圣祖仁皇帝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清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第1a页。 (34)《四库全书总目》第28卷，“春秋胡传辨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 (35)《四库全书总目》第28卷，“春秋胡传辨疑”，第231页。 (36)《圣祖仁皇帝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第1a页。 (37)《圣祖仁皇帝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第1a页。 (38)胡安国：《胡氏传序》，胡安国撰，林尧叟音注：《春秋胡传》卷首，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闵家刻本，第12a页。 (39)参见拙作《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0页。 (40)《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下，第1a页。 (41)《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日讲春秋解义》卷首，清乾隆二年(1737)内府刻本，第1a页。 (42)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146. (43)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45. (44)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296. (45)《圣祖仁皇帝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第1a页。 (46)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515. (47)理雅各认为“书”与“不书”，和赴告、褒贬无关，《春秋》只是不书寻常事。如隐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因为此次相会不同寻常，早于约定时间，如杜预所云“草次之期”(匆促的约会)。 (48)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89. (49)James Legge,"Prolegomena," in 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p.52-53. (50)[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51)金尼阁：《金尼阁致读者》，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田札记国》，第6页。 (52)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579. (53)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466. (54)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第12-13、20-22页。 (55)Norman J.Girardot,"Introduction:The Strange Saga of Missionary Tradition,Sinological Orientalism,and the Comparative Science of Relig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p.3. (56)Max Müller,"On the Enormous Antiquity of th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29(1891),p.808. (57)Charles Hocombe,"Review: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by Mark Edward Lew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No.1(2000),p.189. (58)Norman J.Girardot,"Introduction," in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p.8. (59)James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p.1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