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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孙中山译著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时，书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对该书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如把初版的“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1907年2月由《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之所以把“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显然受到日本语言习惯的影响。对名称变更的过程，时人有这样的追述：“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立，是在民国前八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日俄战役)，距今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但是，红十字会和我们国人相接触而有关系的，却有五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时，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其后国父漫游伦敦，认识了柯士宾医生。柯医生是伦敦赤十字会的总医员，著作了《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即民国前十五年(光绪廿二年丁酉)，翻译了柯士宾的《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这是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因为这个名称是由日本转来，日本称‘红’都用‘赤’字的原故。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抄袭别人的称谓，而‘赤’字在中国并不怎样地通行，意义也欠清晰，才把他正名为红十字会的。”(14)虽然“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的表述不确切，但也反证孙译文字上的用法的确受到日本赤十字社的影响。 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是它的启蒙意义。众所周知，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红十字才走近中国(16)，1898年5月9日，《申报》刊登鲰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文章追忆说：“十余年前，英医梅威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以临阵医伤之术，学成试可，挈之至申江演习于租界工部局广场，招余及西友往观。其人腰佩利刃，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证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施其妙技，井井有条。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愿赴军营效力，当道者不用之，乃仍返台湾。”“十余年前”，也就是1888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服务，被天津地方官拒绝。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至于“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详情，尚未发现翔实资料加以证明，孙中山有没有加入康德黎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在以后的16年中，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出版，第一次将伤兵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 如上所述，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宣传、推广红十字的“济人之术”。这本译著虽在海外发行，但也传入国内，并产生一定反响，1904年3月5日《申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孙文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虽然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罪犯”，但这本书应用价值高，“正不必以人废言也”（17）。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运动中发生作用，毕竟了解红十字会的人不多，这本书的流传以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推介，无疑提高了国人对“红十字”的知晓率。通过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可谓水到渠成。孙中山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二是它的实用价值。《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本教材，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救伤的基本要领，才能更好的体现其应用价值。1906年孙中山对译著加以整理，1907年2月即由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为什么再版？显然与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分不开的。 原来，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成立后，积极策动反清起义。1906年12月，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因1906年是农历丙午年，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考虑到今后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的需要，拟将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再版发行，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这一建议。他说：“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日训将士，使人人知疗治，庶几有济。是书(即《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之。”(18)显而易见，孙中山再版译著的目的，就是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使将士人人都能掌握这种“济人之术”的要领。虽然我们没有找见同盟会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的详细记载，但从北伐战争中，此书一度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的事实(19)，可以推定，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其实用价值得到了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