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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译著与孙中山的“博爱"追求 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使原本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所倡导的博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可以说，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往的研究，强调孙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并没有错，但忽视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的“源头活水”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学业的成就、第二次生命的赋予直接间接得助于红十字会，也即香港、伦敦红十字会创始人康德黎之赐，使他与红十字会血脉相连，对红十字“博爱”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话，那么翻译出版红十字会中人所著的承载博爱精神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红十字会“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更在孙中山心灵深处，激起共振，引起共鸣，这对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产生影响。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孙中山把“博爱”理念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再者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国际交流。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20)。在这里，孙中山首次提出“博爱”口号，并视之为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21)赋予了“博爱”新的思想内涵。由最初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博爱、平等、自由”，这种“位序”的变化，表明“博爱”在孙中山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地尽五洲”的表达，说明孙中山的“博爱”思想超越了国界，这与红十字运动的世界性(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普遍”性原则)是相通的。 事实上，孙中山把“博爱”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22)。据《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的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多达64件(23)，在孙中山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足见博爱思想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分量。 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同样得到孙中山的呵护，特别在中华民国诞生后，红十字会能否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孙中山功不可没。而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令举世瞩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并于2月17日致电袁世凯，吁请“维持保护”：“本会军兴以来，联合教会中西医士，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治愈伤兵万余，收葬鄂、宁遗骸各数千。中外会员三千余人，战地奔驰，业逾百日，险阻备尝，事迹已蒙万国红十字联合会采取宣布，公允联盟。先是甲辰冬业与瑞士日来弗缔约，基础已定。民国成立伊始，红会进行未敢稍懈，自应力任其艰，以期永久，庶侪于万国红会之林。敬乞垂念缔造艰难，加以维持保护，无任叩祷。”(24)沈敦和“立案”之请，得到重视。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求(25)。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23日，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高度赞扬，电文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26)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文实德之”的表示，文，是孙文的自称，“德”是动词，有感恩戴德之意。红十字会的恩德，孙中山念念不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救护“厥功尤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在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综计汉口医愈病兵576名，伤兵415名，病民31名，伤民106名；武昌治愈病兵860名，伤兵562名，病民18名，伤民116名；汉阳治愈病兵571名，伤兵120名；掩埋之尸，共计2200余具(27)。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28)；以南京尧化门车站为战地医院，该战地医院可容纳伤兵50人；请齐福果医士会商白廉医生，“借镇江金鸡岭医院为本会临时机关，以便救护医车运送伤兵留养”(29)；雇工百人编为担架队，“倩西友十余人督队，专供抬送伤兵之用”(30)。南京大搏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使用的救护医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据《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的记载：“大战之时，每日医车约收容伤兵百余，镇江医院尚不敷住，则运至上海，分送沪宁铁路医院及本会总、分医院。由医车救治之伤兵共约五百余人。”(31)掩埋尸体约700具，“均立本会石碑，永留纪念”(32)。在其他战场，红十字人同样是出生入死，不遗余力救死扶伤(33)。中国红十字会有如此“善功”，自然得到孙中山赞赏，“立案”不在话下。 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第25号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准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文》，称： 兹准黎副总统电开：“鄂省自起义以来，血战数十日，尸骸枕藉无算。幸赖中国红十字会在武汉设立临时医院，救治被伤兵士，并施掩埋。兹查该会已由日本赤十字社长松方侯爵特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来沪，商榷修改会章。复承介绍，得邀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公认该会为中华民国正式红十字会。此次民军起义，东西南北各省均设立分会，共五十余处，所费不赀，其功甚巨。如此热心慈善事业，似不可不特别表彰。伏恳准予立案，揭诸报章，以资提倡而重诚感”等因前来。查该会热诚毅力，殊堪嘉尚，应予立案，以昭奖劝。合就令行该部，仰即查照可也。此令。(34) 孙中山“准予立案”的电文揭诸《临时政府公报》和《申报》等权威性报章，这对红会会员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红十字运动具有国际性。孙中山伦敦蒙难作为红十字会人的康德黎施以援手以及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都是对“国际性”的诠释。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孙中山也积极推动。1918年5月2日，孙中山在《兴华》杂志公开发表《孙中山赞成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致美总领事函》，函称： 迳启者：溯自战事发生以来，各地受灾者亟待拯救。乃贵国红十字会实行其消弭痛苦之设施，热心宏愿，实获我心。拟创设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之举，鄙人尤极端赞成。似此共策进行，深信中美两国固有之睦谊，从兹日益增进也。(35) 孙中山此函的背景是1918年初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华发起赞助员征求活动，募集款项，制作绷带，救护欧战伤兵。此举因误解而屡受阻碍(36)。孙中山表示支持，对消除误解，开展此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自5月中旬开始，征求赞助员的活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各大中城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规模浩大。如孙中山所在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广州，5月25日，美国红十字会两广协会召开征求赞成员大会，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出队巡游。“巡游队伍男女合计共七千余人，团体多至七八十处。官立学堂自法政高师以下、私立学堂自南武时敏以下、外国人所办之学堂及女子学堂、各医院、各大公司等或派队伍，或扮演景色狮子等物随同赴会。”(37)所过之处，万人空巷，“各人手中大多持有国民外交救灾恤邻爱人如己中美联欢等旗帜并有各种扎作表示两国亲善之意义”(38)。表现出中国人好善乐施的博爱情怀。美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征求赞助员多达26577(39)，其中仅上海就有23201人，募款银89137元(40)，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显然与孙中山等政界、工商界要人的推动和民众的热心参与是分不开的。此举对增进中美之间的友谊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运动一贯的宗旨。受此熏陶的孙中山，身体力行，倡导与践行博爱精神，是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所承载的红十字运动宗旨的宣扬与履行，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与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性。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发扬光大以及他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推动，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孙中山无愧于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先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