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市内空间结构与形态 考古发掘来看,已经获知唐代西市内部样貌为,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以厚度约4米的市墙围起面积0.96平方公里的封闭区域,纵横呈井字的四街将市区分为9个长方形的区域,各区域内四面皆为街道。此外还有便于内部通行的小巷,巷道下有砖砌的暗排水道。面阔4-10米,进深3米多的店肆临街分行而立。东都洛阳对三市中最大的南市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60年代,至2003年再做考察,其中纵横街道各3条,四面各3门。利用墓志中记载的坊里名补充既有文献缺失,丰富了以往多以都城为主的城坊信息记录,特别是一些地方城市的里坊街市信息获得了有益的补充。尤其在坊里之外市内材料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从现有的墓志资料来看,殁亡墓主市内宅第的记录大体上有两种。 第一种即两京“某市”之第的简单记录。前引《 唐故齐君墓志铭并序》中的齐朗,“以唐咸享二年八月廿五日终于南市,春秋七十有八”。碑林《唐故孙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的孙钦“春秋七十,天宝十二载四月廿四日终于市私第”[45]。《唐常山故阎公(叔汶)金城米氏故夫人墓志铭并序》“住故南市,军府褾袖,不永天寿,于开成元年享年五十五,于冬十月廿七日终私第”[46]。《唐故清河郡张府君(君平)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志铭并序》中,张君平“享年三十有六,以大和八年八月廿日终于市坊私第也。”都只是标注了所在市的宅第,而未及市内信息细节。这些墓志的材料说明了即使是在坊市制度非常严格的唐代前期,市内居住者的存在也是常态。包括前引居住在市署与市区的官宦人家如太府寺南市署丞朱玄哲之妻荆氏和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从而说明了律令中不许居于市内的规定是没有约束力的。 第二种在市的记录外还包括里的信息,即“某市某里”之第,集中在如下几处: 1.旗亭里 千唐志斋536《大唐故处士陈君墓志铭并序 》(神龙043)陈泰夫人常山房氏“以神龙二年十二月七日,终于南市旗亭里第”,明确是南市。其次,洛阳流散墓志《大唐故处士安公康夫人墓志并序》[47]中,安公“以仪凤三年八月廿五日卒于旗亭里”,夫人康敦孀居十余载后,“以垂拱二年六月五日寝疾卒于旗亭里第”。又有千唐志斋480《张大酺段夫人墓志》,“夫人段氏,春秋四十有八,垂拱二年七月十二日卒于旗亭里之私第”、《唐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押衙游击将军守左卫翊壹府中郎将上柱国何少直故太夫人河南兰氏墓志铭》“以开成二年七月七日终于旗亭里之私第也”[48]等。《姬恭仁墓志》记载,仪凤四年“洛阳县惟新乡旗亭里霍王府亲事姬恭仁殡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此旗亭里非南市所属。“旗亭里”名又见其他地方县乡,如《吴兴续志》[49],在移风乡、长寿乡有旗亭里,崇孝乡有南旗亭里。或许是因为此地曾经是市场所在,市内建有市楼、旗亭等设施,而以此来命名里名的缘故。 2.面行(里)、锦行里 前引《鲁谦墓志》和《成璘墓志》中,居住地分别为长安西市锦行、洛阳南市面行,又《玄怪录》中记载,吴全素被二吏“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50],是以所在地经营货品的门类来区分的,锦行、面行、绢行这些市内经营项目为“行”的商业管理组织,同时也是居民居住地的地界标示。 3. 北市里、三市里 《唐故处士高平郡曹府君(琳)墓志铭并序》[51]中,曹琳“不幸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廿四日寝疾,殁于洛阳县北市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九。” 前引《田少直墓志》田少直亦“终于洛阳北市之里”[52]。千唐志斋1067号《唐故卫公(义)夫人渤海高氏墓志》[53]中记载:“皇考讳彦长女也……及长冠岁,适于卫公。公名义君子……以开成三年六月十七日寝疾,祷请不瘳,终于洛阳北市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唐故曹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54] 也“以大中十二年五月六日殒於北市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二”。墓志中的北市(之)里,或与前述南市西店里对应,解读为北市中的某里,亦或理解为改民坊,以北市为名,即北市坊。依据是《河南志》北市坊“本临德坊。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名坊。”[55]改市为坊后,史籍中依旧有北市的记录。 至于三市里,《有唐李氏故夫人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 》“以贞元十八年九月廿七日,终 于河南三市之里,享年卅七。”[56] 《有唐故李氏故陈留解夫人墓志》,“以贞元十八年七月廿五日终于三市之第,享年六十六。”[57]市里的标注,不仅仅是墓主居住的地理区位所在,也应该是对其实施户口管理的实际行政单元。 由市里的名称与市内设施建制的关系来看,以“行”为店肆集中的规划设计,久而久之便以所在“行”为里名,自然地将所在人口管理起来,而旗亭、三市、西店等里名皆与所在交易场所设施和方位有关。延伸开来,在街的商业色彩日趋凸显后,唐代以后,街的定名也带出了与交易市的联系,可以反观昔日市内的区划样貌。比如,南唐时常州人张佖在后主朝仕为考功员外郎,进中书舍人。开宝五年(972),贬损制度,改内史舍人。“后主雅好文事,虽当末运,犹留意于科第,以佖有文,使知礼部贡举。揭榜之前夕,有程员者,梦人报己与王纶等五人及第,员惊喜,诣省门,遇杨遂、张观、曾顗,谓曰:‘榜在鸡行街,何忽忽至此?’”[58]“鸡行街”或许就是以集中经营禽类的“鸡行”而形成的街名[59]。同样,神宗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进言中“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示”中的“马行街”[60],以及潘楼东街巷“以东牛行街” [61]等。南宋都城杭州亦然。“东南佳丽楼,在银行街,旧为赏心楼基,楼久废。景定元年,马大使光祖建,规模宏壮,增倍旧楼,改立今名”[62],又“层楼在府城右南厢中界花行街,楼跨街东西,乐府有独自上层楼之句,即此是也。”[63]。如此,鸡、马、牛行与银、花行等各色货行分类,同类店肆集中安置,进而形成固定街名,通过地域划分和地界标示的确定,而达成人口定居后的统一行政管辖。 最后,还有一种通过对市“壁”的标明来表示市内位置的记录。最早见于王永兴先生《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64]对 “壁师”的解释。沿市壁分行管理诸店肆的壁师,或市壁师,是低层市场管理者,以白丁或上柱国勋官充任。今爬梳墓志,在《王瑫墓志》中,居于扬州的王瑫本贯苏州,“以咸通六年六月廿四日终于江都县市东北壁私第,春秋六十四。”[65]又《青陟霞及妻万氏墓志》[66],其夫青陟霞任昭义军衙前十将云麾将军试殿中监,“以大中六年九月上旬有八日,谢人世于永□乡市东壁坊之私第也”。两方墓志一是县市,一是乡市,非都城之市 ,则反映了市内以壁为区位的表示方法。 纵观唐律中除了对交易的管理(物价、度量衡)(卷26),及市场秩序(卷27)外,就是对坊市垣墙(卷8)门禁(卷8、19)和开闭时间的限制。随后《唐会要》市中,也就针对开门与侵街有所禁令,没有其他关于市内人口,居住等约束。包括《天圣令·关市令》在内也不见市内形态的涉及和规范。而即便上述这些,也只能就规划建制的市而言,自然演变形成的市坊不可能纳入。针对坊市垣篱的系列规定(对封闭的坊市的约束),在地方上很难落实。 从农村市镇考察进入城市研究,提出市场中心地理论的施坚雅,与伊懋可共同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强调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在城市形态与结构布局变化上的决定性作用,即引起城市在空间格局上变化和市场结构性变化的是商业发展的需要。由此推动了城市尤其是城市结构与空间规划的研究的深入。然而并非题无剩义,通过对传统命题的再探讨,借助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从不同角度的切入,有助于对发生在此期间的坊市制的解体过程有更加具象的了解,有助于拓展思路,摒弃预设结论并将研究推进一步。对城市构成要素之一的市的关注可以丰富思考路径,撇开经济组织和交易场所的市,作为聚居空间与坊结合的研究可异曲同工,而其中两者间的联系与共性更须注重。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牛来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本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视域中的唐代社会经济研究》(14AZS005)的阶段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