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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虽产生于庙堂之上,但卷入其中之人物,却来源于不同地区。相应,政治史之运作,便包含不同地域互动、冲突、协调之色彩。故而,从地域出发,审视政治运作的具体过程,是政治史研究颇值借援的方法与视角。本文尝试从明朝建国前后,不同政治群体的区域来源、文化特征及其互动关系入手,审视由此而造成的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 一、朱氏政权的区域来源与儒风不昌 朱元璋与构成其统治主干和基础的“淮西集团”出身于淮河以南,这一地区在南宋与金朝对峙中,处于南宋管辖之北边极限,相应容易受到来自宋、金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元末农民战争前期阶段主要是农民军内部的战争,朱元璋以淮河与长江下游之江淮地区为大本营,陈友谅以长江中游之湖广、江西为大本营,张士诚以长江下游之江浙地区为大本营,方国珍以浙南沿海地区为大本营。若从南宋地理分野而言,朱氏政权所在地为南宋北疆所在地区,而其它三种势力则属南宋京畿与外围地区。若从南宋政治格局而言,朱元璋与“淮西集团”为边鄙粗人,而其它政权治下则多儒学士人。四种政权虽皆标牓“复宋”,[1]但由于这种政治地理、文化传统之不同,在政权性格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北宋鉴于中唐、五代藩镇坐大,而大兴文官政治,与士大夫共天下,颇有儒家政治之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下,北方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南方以江浙为中心,儒学呈现复兴、发展,乃至攀上巅峰。北宋覆屋之后,理学重心遂完全转移至南中国,尤其是首都杭州附近之江浙东西二路。伯颜下江南,南宋既灭,对当地经济、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南宋理学遂仍保存于杭州、江浙东西二路,只是行政区划改成了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元朝政治本位虽一度由草原向汉地转移,但政治立场一直游移其间,这便造成儒学作为汉族文明之代表,并未获得独尊地位,而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成为元朝管辖不同文明区域的工具之一。因此,虽然忽必烈在建国伊始,便仿照汉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体制,但却以草原体制并行其中,而在政治精神上仍基本沿用“家产制”政治思想,在经济上重用西域回回,在信仰上亲笃藏传佛教。故而,有元一代,元廷虽在形式上征召、聘用江浙士人,并设立翰林院,专蓄理学、文艺之士,但仅为政权之附丽,于国家大政并无关系。两宋以来“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传统遂受严重冲击。缺乏仕进空间之儒学,由于丧失利益驱动,而归于沉寂,仅为江浙士人学术研习之寄托。[2]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政权所在地既为南宋文化重心,张士诚治下之杭州更为南宋故都所在,故而三种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受到当地儒学风气影响,招徕贤士、充斥政府。在这其中,张士诚政权重用文士、乐享太平之政治风气,未尝没有接续南宋遗风之迹象。而与之相比,朱元璋政权在淮河流域最初建立时,以淮西集团为政权柱石,该集团以武将为主体成分,且多有将才,在开国前后一系列内部清洗后,仍能具有很强战斗力,开拓明初广阔边疆。与之相比,文官数量较少,吏员出身之李善长竟为其中文人之代表,淮河流域之儒学不昌,并造成朱氏政权最初缺乏儒学氛围,于此可见一斑。朱元璋之招徕儒士是在占领南京之后,主要有江南四名士与江西朱升等。虽然朱元璋有气吞山河之胸怀,对江浙士人非常重视,但由于朱氏政权统治基础与精神风气已然形成,朱元璋亦有边鄙之人粗俗却实用之政治观念,故而仅以江浙士人为典章制度之制定者与军队幕府之佐贰官,并不以其为政权主体。这种右武左文之精神,不仅使朱氏政权核心群体较为团结,而且使朱氏政权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精神,从而能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挥出坚强而实用之领导力量,是朱氏政权能够翦除群雄、统一全国之体制基础。 明初延续了这一政权性格,将右武左文政策贯彻于整个国家体制,比如武将可封爵,文官却不可;武将死有谥,文官却没有;淮西集团充斥军政部门,江浙士人却仅任礼部、翰林院等负责制定典章制度之机构。[3]明初右武左文格局十分明显,后世文官政治兴起之后,仍长期受其制约。朱元璋之所以实行如此政策,既出于重用淮西集团之需要,只能安排江浙士人于相对闲散部门;同时也与其打击敌对势力有关。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多有逃遁海上者,朱元璋为防范这一海寇势力与陆上残部相结,从而采取强迁江南民众于凤阳之举措;对失败政权之旧部士人,亦加罪迁徙,[4]或表面征召,实际置之闲地,甚至设“不为君用律”,加以打击,以控制其社会活动。虽然一意重用淮西集团有酿成其坐大之风险,但朱元璋既早已心存翦灭淮西集团之念,江浙士人便不具有制约其它政治势力之筹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