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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乐以后“江浙士人”崛起与宦官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初制度建设中,与标榜华夏传统、恢复汉族旧制不同,明朝对于借鉴蒙元遗产讳莫如深、刻意掩盖,从而构成明初制度建设的“暗流”。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明初政治与社会之潮流指向皆在恢复汉族统治,北族因素在剔除之中,更毋论继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虽然朱元璋对江浙士人严厉压制,但这一政治群体仍伴随汉族典章制度之复兴、儒学意识形态之回归,政治与社会地位皆呈现上升之势,从而为文官政治复兴、江浙士人崛起埋下了历史伏笔。淮西集团既然很快集体性地被朱元璋几乎完全铲除,仅个别家族如徐达、郭英后裔仍长期保持名位,但对朝政则基本限于象征意义。对有明一代政治能够发挥长期决定性影响者便仅剩江浙士人,这一势力也成为明代政治中根基最固之政治群体,是明代文官集团之主体力量,[10]也成为反对明代皇权扩张,以及由此延伸之宦官、佞幸、阉党专权之主要群体。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之根本与主线索在于政治群体,政治现象与政治制度不过是因缘政治群体变动轨迹而呈现的外在形式。 由于废除了宰相制度,明朝中枢政治形成了巨大权力空缺,因此有明一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其实一直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这一机构,但又不能完全恢复,由此形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长期结构性斗争。内阁建立之前,明成祖朱棣与其后仁宗、宣宗已经开始思考用六部七卿与翰林院共同组成中枢权力集团。[11]既然缺乏制度保障,与皇帝或未来皇帝形成私人关系,便成为中枢权力争夺者政治斗争的核心。 由于江浙儒学最为发达,明初政府中的文官相应多为江浙士人。洪武末年,朱元璋留下的未来辅佐建文帝的政治班子,文官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为江浙士人。建文即位之后所实行的复古改革,其实便是江浙士人复兴文官政治的突破口。朱棣进入南京之后,一方面为建文殉主者多为江浙士人;但另一方面,逢迎朱棣者也多为江浙士人。朱棣遂延续金、元与国初传统,将其中优秀者集中于翰林院,专于宫廷中辟一办公地点,遂为内阁之起源。可见,翰林院作为宋以后擅长儒学的士人集中之所,在辽、金、元北族政权时期,承担了保存儒学火种之角色,而在汉族政权重建之后,再次成为士大夫政治的中心。明朝政权文官多来自江浙之事实,反映出明代江浙士人已然在崛起。[12]仁宣时期,明朝逐渐进入守成时期,文官政治进一步复兴,江浙士人势力进一步崛起。 经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政治斗争后,正统时期,由于六部七卿具有影响力之长官相继衰老,内阁“三杨”从而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加之英宗年幼,朝政处理制度由临朝问答一转而为奏疏批答,内阁权力相应大为提升,内阁在中枢政治中之独特地位[13]由此形成。与此同时,作为年幼皇帝玩伴而受到信赖的宦官也开始作为另一股政治势力,进入中枢政权核心。为避免皇帝受到宦官的影响,内阁主张将皇帝在宫廷中的教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从中达到监督皇帝生活的目的,从而制约宦官与皇帝接近。内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便是“经筵讲读”。[14]对于内阁这一政治目的,宦官自然极力反对,双方围绕皇帝的经筵日讲,[15]与太子即未来皇帝的“东宫讲读”,形成长期政治斗争。无论“东宫讲读”还是“经筵讲读”,由于内阁与翰林院主要由善于文学之南方尤其是江浙士人组成,故而可视为南方士人地位逐渐上升,控制朝政的历史现象。 宦官势力的崛起,在客观上解决了明朝皇帝屡屡设法,但未能奏效的南北政治不平衡问题。伴随文官政治的复兴,南方尤其是江南由于属经济、文化之核心区,故文官集团亦以“南官”为主。虽然明朝历代皇帝多立意矫正,有意援引北人,但仍无法根本上改变南人独大之势。[16]而后妃、宦官由于多在北方即政治核心区,甚至北直隶选择,因而戏剧性地成为制约南官之“北阉”。[17]因此,明代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从地缘背景而言,未免无经济核心区、政治核心区冲突的意味。其中内阁官员主要出于南方,其与司礼监之冲突,尤有南北冲突的地域色彩。 结 语 在元末群雄逐鹿的历史格局中,来自中唐尤其南宋以降长期充作边疆战乱之地的淮河流域的农民下层,逐渐以朱元璋为政治核心,建立了具有浓厚实用粗鄙特征的朱氏政权,并最终统一中国。由于远离南宋以来的儒学重心,且受到蒙元家长制传统的影响,明初君臣关系差距悬昂,明显呈现出皇权专制加强的时代特征。元朝以来一直保存于江浙地区的儒学火种,仅成为塑造明朝华夏正统地位、加强皇权专制的工具,而其掌握者“江浙士人”也遭到皇室与“淮西集团”的长期压制。但伴随文官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并控制教育皇帝、太子的“经筵日讲”、“东宫讲读”,从而逐渐在中枢政治中施加影响。但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借助大多出身于北方地区的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原载《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