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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武时期加强专制与压制江浙士人 伴随淮西集团被诛杀殆尽,江浙士人或被征召,或应科举,从而大量充斥政府,[5]似乎江浙士人成为明初政权的主导力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又在统一战争中屡经部下叛乱,当时其它政权内部叛乱之事亦经常发生,受此影响,朱元璋对政权控制非常严格,重用私人,尤其是子侄、亲属、乡人,缺乏雍容大度之政治精神,可称之为“小农政治思想”。英雄人物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动角色,这在朱元璋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朱元璋既一扫中唐以来汉民族相对于北方民族武力不竞、政权覆灭之耻辱形象,被时人誉为得国最正、远迈汉唐、直接三代。[6]其所面对的蒙元虽为直接之历史遗产,但在驱逐“胡虏”之时代背景下,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南宋则为偏安一隅之失败政权,不足与计。因此历史留给朱元璋进行政治建设的空间非常广大。朱元璋遂从前代资源中充分借鉴各种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朱氏皇族万世一统之政治制度,其中便包括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与唐宋削弱丞相权力的政治制度。 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之核心在于大汗为权力来源,子弟依照与大汗关系亲疏,获得相应土地与民众,其他人为大汗及其家族之奴仆,即使掌握再高权力,也仅是大汗管家。在这一政治观念下,大汗拥有至高无上、不受约束之最高权力,这与汉族强调皇权势统仍受儒家道统制约之政治理念存在巨大不同。元朝既已统治中国近百年,其“家产制”部落传统与政治观念,遂影响及于汉地社会。淮河流域既为儒学不昌之地,又长期受到金朝、蒙古风气影响,朱元璋容易受到北族思想观念影响,当为自然之事。朱元璋借鉴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从其关于政治体制之制定便可看出。在国家基本制度上,朱元璋在仿照元代宗王出镇制度,实行分封制度,形成皇帝掌中央、诸王控地方之朱氏皇族“共天下”的政治体制。[7]此外,其它具体制度的制定尚有接续金元脉络者,如中书舍人制度。可见,朱元璋为纠正华夏传统中不利于皇权专制的因素,有意从北族制度脉络中寻找历史资源,加以弥补。 朱元璋既实行皇室共天下、废除丞相制,其不欲实行南宋士大夫政治之意至为明显。所实行之恢复华夏礼乐、衣冠、制度等举措,[8]不过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为塑造和贯彻皇权至上提供工具而已。伴随明初皇权综合了汉地、内亚两项历史传统,朱元璋本人也合势统、道统于一身,对儒释道三家亲自注疏解释,甚至对儒家经典《孟子》加以删改,对朱熹多所批评,[9]专制程度空前加强。江浙士大夫遂面临远不同于南宋政治文化之格局,多不愿出仕,明初从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元代政治、学术二元对立之格局。故明初虽然存在接续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之官僚基础,并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归华夏传统之历史取向,一时克服了元朝体制混乱造成的诸多内耗与乱象,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再次复兴,但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却刻意弃置南宋文官政治传统,而吸收北族家产制政治传统下的君臣主奴意识,以加强皇权专制。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与江浙士人成为被压制之政治潜流与群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