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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著:《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7-48页。 [2] 在元代有限的几次科举考试中,进士以江浙、江西最多,河南次之,可见元代儒学仍基本延续金朝、南宋格局。参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便远逊江南,甚至不如其它华北地区,可见元朝对儒学并无从政治上倡导之意。参见蔡春娟:《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 “国初赐谥,惟公侯伯都督,凡勋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谥,始于永乐年间,然得之者亦鲜矣。今六卿之长,翰林之老,鲜有不得谥者。”佚名:《蓬轩类记二》,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6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35页。 [4] “张士诚辟(杨基)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又客饶介所。时左丞周伯琦留江南,以中朝贵臣尊重无比。厅事惟设一席,客至立谈遣之,惟基往,辄解榻款语,极欢乃罢。王师下江南,籍录诸伪官。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王鏊:《震泽纪闻》卷下,《按察使杨公》,载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页。 [5] 洪武首次开科时,仅浙江士人便占四分之一。“洪武十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盛科,盛事如此。是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玮辈,俱浙人,一时同为开创名臣,宜其声气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内,信非偶然。是科独湖广一省无一人中式,而高丽国中一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5,《科场·开国第一科》,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页。 [6] 洪武时儒士沈士荣上疏云:“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于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席之安,驱夷狄、复中夏,为汉、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虏之耻,臣窃为千古豪杰庆快无已。”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壬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344页。解缙也在洪武朝表达了同样的观念。“陛下挺生南服,一统华夷,功高万古,此放勋也。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1,《解学士文集·大庖西封事》(解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页。 [7] 参见拙文:《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草原民族分封制度之共同特征,比如“匈奴之制,盖以同姓居外,异姓居内,亦可谓以同姓主兵,异姓主政也”, 由此亦可见明初政治对于内亚悠久历史传统之继承。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 [8]与之形成对比的,便是北族文化在明初受到严禁。 《明太祖实录》纂修者赞云:“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第525页。 [9]“高庙看书,议论英发,且排朱文公集注。每儒臣进讲《论语》等书,必有辩说,呼朱熹曰:‘宋家迂阔老儒。’”李贤:《古穰杂录》,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页。 [10]郭培贵指出明代进士家族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参见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 [11]参见拙文:《银章密奏与洪熙中枢政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12] 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以地缘相结的现象很早便已出现,且为习见之事。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之分离,甚至促使统治者以政治区抑制经济区,以维持全国地缘平衡、政权内部制衡。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秦汉时期,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皆在关中地区。隋唐时期,虽然政治中心仍在关中,但经济中心却移至太行山东,即“山东”地区。陈寅恪指出:隋唐统治者为实现“以西制东”,遂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关中”制“山东”。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北宋建都于华北,经济中心却在江南,统治者同样为实现权力平衡,实行“以北制南”。明代天顺时期,由于英宗习用北人,明朝政治中的南北分野格局已明确形成。“公(李贤)为人恭庄严重,得时行志,不为小廉曲,谨平居,号崇正学,能纳人言,容善类,无南北之分。天顺庚辰会试罢,予同众考官见公,询及人物,予曰:‘《五经》魁中,张元祯神童也。人物独王一夔,愿先生留意。’及请选庶吉士,英庙谕公专选北人,公曰:‘南人亦须选。’及会选于吏部,元祯初不与,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与进之。”尹直:《謇斋琐缀录三》,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55,第1280页。成化时期更明显地形成南北之争。“(万)安日与(刘)珝争权,其门下士终不得相往来。吏部尚书尹旻、都御史王越,与珝皆北人,为一党。安与学士彭华为一党,互相倾诋。又以计陷旻,逮其子侍讲龙杖于午门前,父子皆罢去。山东人在朝者逐之一空。”王鏊:《震泽纪闻》卷下,《万安》,载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第111-112页。万安为四川眉州人,彭华为江西安福人。 [13] “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新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1《早朝奏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14] 英宗即位之初,杨士奇请开经筵的同时,便请求慎选皇帝侍从,所指便是王振。“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止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悉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此事关系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圣心,为皇上慎选左右随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宐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古语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盖言慎所渐染也。此在常人,尚须谨择,何况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万万留意。” 《明经世文编》卷15,《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15][16] 给事中选拔标准的变化,也透露出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翰林编修张元祯尝建言,选六科给事中不必拘体貌长大,惟当以器识远大、学问该博、文章优瞻者充之。其言最当。徒以不拘体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系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选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以壮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识、学问、文章,往往过人。盖出自精选,号为得人,如姚夔、叶盛、林聪、尹旻、张宁辈是已。以后则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所谓出题考选,亦不过虚应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选者相机多北人,大率专主体貌,则其类得以并进。况学识兼备者,必思举其职,而屡有纠弹,不若安静简默者之易制也。盐山王忠肃公素有重望,亦进一二乡里之劣者,则其余不足责矣。使为吏部者,以公天下为心,不阴厚乡里,遇缺,选其体貌丰伟、音吐正当者,五倍其数,试其奏议弹文数篇,若场屋时文,则不以试。每五六人中择其优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陆容:《菽园杂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91页。即给事中选拔呈现了从学、貌并重,至专重体貌之变化。陆为南直隶太仓人,正属江浙士人之核心地区,其所持给事中选拔标准之变化,源于北人鉴于学问、文章不及南方,遂专主体貌之结论。 [17] 万历时期,依托郑贵妃势力之顺天考生,便攻击浙籍考生冒籍之事,不仅是明代科举考试中,南北地域冲突之显著案例,亦反映出北方后妃、外戚时常卷入南北之争,成为北人奥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6,《科场·乙酉京试冒籍》,第4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