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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敦煌学辑刊》 周国林 邱亚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校勘记》是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对研究《说苑·反质》有所补益,对后世研究敦煌学文献、开展文献学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张舜徽/西北文献/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编纂”(10&ZD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国林(1953- ),男,湖北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研究;邱亚(1989-),男,湖北阳新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先生1946年至1948年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的愉快经历,使他有了浓厚的西北情结。他在1950年的一份《自传》中说道:“兰州气候较北平尤好,夏天更宜避暑,瓜果至美,令人久留不忍去。加以西北青年朴实敦厚,刻苦耐劳,我和他们感情至为融洽。每星期又兼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课数小时。生平教书读书之乐,以此时为最。”①很显然,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目前,学术界对张先生在西北期间的教学、科研、交游等情况均已有所论列,而对张先生的西北文献研究,尤其是敦煌学研究,关注很少。②笔者不揣浅陋,谨依据《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等有关资料,对张先生的敦煌学研究略加梳理,期盼对探讨敦煌学术史、考论张先生学术思想有所补益。
    一、积极搜求敦煌写卷、汉唐碑刻拓本
    张先生自称早年讲学兰州,“访古探奇,殆无虚日”③。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来看,确实如此。张先生1946年11月3日的日记记载:“巳刻,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教授何乐夫先生(名士骥,浙江人),率其弟子乔敬众(河南人)持刺来与余相见……谈至正午,旋邀之入市肆用膳……食毕,同至中华路寄卖商行,看唐人写经二卷,乐夫审定为敦煌故物,余以国币四万五千版得《金光明经》一长卷以归。”④11月13日,张先生赴兰州图书馆参观文物展览,他认为陈列的展品“率平平无珍异品,惟敦煌石室写经二大卷,书法至美,视余所收购者远胜矣。”⑤
    除了在市场上购买敦煌故物、在图书馆观赏敦煌写经,张先生还经常从碑估手中购买珍稀碑刻拓本。如1946年11月19日,“碑估送来《张怀寂墓志铭》及《景龙观钟铭》拓本各一,俱精好,乃以楮币万版得之……一日之中得斯二物,弥用欣喜。”⑥11月28日,“碑估送来文征明诗刻拓本及赵子昂草书石刻拓本各四帧,考文书石刻在岷县,而赵书石刻在天水,二拓本为时尚早,宜可收藏,以万金得之。”⑦尤其是11月4日,他从碑估手中得到了《三老赵掾碑》的拓本:
    薄暮,碑估张髥送来钞本《校碑随笔》四册,卷首下题“定海方若药雨甫著”,张髥谓为未刊之稿,眉端有考正语,似为谙于石刻者所批也。又三老赵掾之碑拓本一纸,凡二十二行,行三十二字,字大六、七分,甚工整,末行尾署曰“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则汉碑也。张髥称为赵宽碑,近五年内新出土于青海者,余疑不能定,留二物于余斋中,细考定之。⑧
    经张先生鉴定,《校碑随笔》并非“未刊之稿”,此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三月即已付印,其中补遗数则为宣统二年(1910年)夏五月续印时所增入。《三老赵掾碑》确系汉碑拓本,是否为“赵宽碑”则尚有疑问:“此碑首二语曰:‘三老讳,字伯然,金城浩亹人也。’‘’字碑中凡数见,俱从穴,甚明白,若误读为‘寛’,又与‘伯然’之字不应,知其必非‘寛’字,容后详考。”⑨
    与学者之间的交往,对张先生“访古探奇”的帮助更大。1946年11月5日,张先生前往西北师范学院拜访何士骥教授,何教授介绍张先生与刘文炳(耀藜)、冯国瑞(仲翔)两教授相见。“刘年七十有二,清季举人,又尝游学日本,经史之学皆有根柢……与之语,固恂恂君子人也”,“冯年四十余,博涉多通,又擅词章,乐夫极推重之”。言谈之中,冯国瑞向张先生讲述了三老赵掾碑出土之事:
    闻其(冯国瑞)往尝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居西宁甚久,因询及三老赵椽碑出土事。仲翔言此碑实出现于三十一年四月,初,偃仆于青海乐都县东郊十里许之白崖,询之土人,则前岁修路时发掘得之,无有识其为汉碑者。原甚完好,无有剥落,迨为当道所闻,舟载之至西宁,途中倾颠,碑遂中断为二,幸损字不多,今存青海图书馆。汉碑存于今而完好若斯者,盖不一二觏也。仲翔并出示其所撰跋文三篇,俱典覈,足以取信于后。惟仍题曰“赵宽碑”则又私心不敢苟同者也。⑩
    “寬”字有两种解释,一作“寬”,《龙龛手鉴·穴部》:“,音寬。”“”与“寬”音同形近,当即“寬”的俗字;又作“覓”,《字汇补·穴部》:“,《韵经》:‘与覓同。’”(11)碑文称:“三老讳,字伯然”,按照文义,称“赵宽”比“赵觅”更适合。张先生在1947年初,致杨树达先生的书信中即称该碑为“赵宽碑”:“舜徽入陇忽忽半载,自读书教书外,亦颇有友朋讲论之乐。时复访古探奇,留心金石。而近事有足纪者,则汉三老掾赵宽碑出土于今之青海乐都县,实为艺林盛事。”(12)信中还涉及赵宽碑部分内容的考证:
    碑文两称“皇考”、“烈考”,即为其子璠所造无疑。宽以元嘉二年卒,卒后二十八年,璜(当作“璠”)始立此碑,越今一千七百六十余年,复见于世,得非山川之效灵乎?碑中叙事,与《汉书·充国传》稍有出入,举凡先世坐罪事,悉从省汰,为尊者讳,礼固宜然。又有“战斗第五”之语,疑“第五”为地名。《晋书·地理志》:张轨分陇西,置狄道郡,所属有“第五”一县。或即其地,未能详也。伏思积微丈湛深于金石考证之学,而尤熟于班书,苟出暇日撰为题跋,实大有裨于来学,不识能发兴为之否?(13)
    张先生在其晚年论著《爱晚庐随笔》中,又一次论述了《赵宽碑》的价值:“青海乐都县,在汉为金城浩亹地。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修治公路,于县境老鸦峡之白崖掘得石碑一方,额题篆文曰:‘三老掾赵宽之碑。’文字完好……当时偃仆道左,无有识其为汉碑者。迨为当道所闻,车载之至西宁。长途倾颠,后遂中断为二,幸损字不多,可资以补证汉史者所在皆是。其石今存青海图书馆,外间拓本绝少。……汉石之存于陇右者,如《耿勋碑》、《西狭颂》,皆摩崖大字,灭坏已甚。若此碑未经风雨剥蚀,完好如新,实为艺林瓌宝。篆额数字,酷似三体石经,而碑文隶法极与《熹平石经》为近,惜中断处有二三字剥落耳。”(14)
    鉴于《赵宽碑》的重大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张先生曾“捶取十本,分寄南北学者,以广其传”(15)。张先生所得《赵宽碑》拓本,为石碑中断后之拓本,当冯国瑞告知《赵宽碑》有未断之拓本时,张先生多方寻求,最终未能得见,令他惋惜不已。冯国瑞还告诉张先生“此间士绅有曰张香冰(作谋)者,藏有敦煌石室旧写本刘向《说苑》一卷,与今本不同之处至多”(16),并表示可以介绍张香冰给张先生认识,使张先生能够借观写本《说苑》。后来,在冯国瑞的介绍下,张先生从张香冰处借到了《说苑·反质》残卷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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