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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的文献学价值 张先生《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首先，《校勘记》刊布于世，实际上扩大了古写本《说苑·反质》的流传范围。古写本《说苑·反质》旧为张香冰所收藏，不轻易示人。张先生借得写本《说苑》后，细心校勘，撰成校勘记，附于《积石丛稿》之末，印行于世，更多的人由此可以得见古写本《说苑·反质》的内容。 其次，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后来又有佚失，张先生当时所见残卷，内容较现存残卷为全。张先生所校之本，“首三章已全脱，第四章亦灭烂十余字，余均完好，讫卷末”。今敦煌研究院藏有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编号为“敦研328”，即张先生当年所校之本。(33)该藏本“首缺尾全”，可惜的是，它是从第五章“秦始皇帝既兼天下”开始的，第四章“禽滑厘问于墨子”已全部佚失。张先生校勘第四章，留下校勘记16条，客观上保存了古写本“禽滑厘问于墨子”章的部分原貌，其价值自不待言。 再次，在《校勘记》中，张先生用古写本与今本相校，纠正了今本的许多讹误，使很多费解的文句豁然可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说苑·反质》提供了方便。比如，古写本“晏子饮景公酒”章末句云：“岂过哉，吾讬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货养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34)今本“过”下有“我”字，“货养”讹作“贫善”。学者依今本作解，多不得其意，且容易产生歧义。台湾学者卢元骏解释该句道：“晏子是责备我的不是吗？我想把齐国托付给他。借着他家贫为由，这样委婉地劝寡人，不要我太过奢侈，何况与寡人一起治国呢？”(35)王锳的解释是：“能责备我不对吗？我把国政托付给晏子。因为他家贫却善待我，我不想使酒宴过于奢侈，何况他要与我共谋国事呢？”(36)卢、王两位学者解释不同，根源即在于沿用了有讹误的今本，若按照古写本进行解释，自可避免此失。 最后，张先生校勘《说苑·反质》，在校书态度上，实事求是，重视古本，又不拘泥于古本；在校勘方法上，善于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方法；在校记写作上，条理分明，次序井然，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 张先生既有利用敦煌写卷校对古籍的经验，后来在论述校书的依据时，便不局限于宋元旧椠，而主张要扩大取材的范围。他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说道： 过去学者们进行校书工作，大半是采用许多较早、较好的本子来供校勘。特别是从有刻本以后，大家便根据宋元旧椠为底本，像清代校勘家们，便在这里面做了不少工夫，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在今天，便不应停留在这一境地，所根据的底本，也不应局限于宋元旧椠了。就实物言，有龟甲和金石刻辞；就书卷言，有汉初帛书、六朝唐人写卷，都可以拿来校订古书。所以取材的范围，自然较过去广阔多了。”(37) 张先生特别强调了敦煌石室写卷的价值，认为是校勘古书的重要依据：“至于雕版以前的古写本，对校勘工作为用更大……又如近代发现于敦煌石室中的六朝隋唐人写卷，包括了许多经传和可贵资料在内，更是校勘古书的重要依据。近人影印下来，编入《鸣沙石室古佚书》、《佚书续编》、《古籍丛残》中的已很多，学者自可凭藉它校勘古书。有些单篇别行保存在唐人写卷中的，更须重视。”(38)这种意见无疑是很中肯的，值得后人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