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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敦煌写卷校对《说苑·反质》 张先生搜求敦煌写卷，除了欣赏写卷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利用写卷来勘正古书。他借到《说苑》写本后，以三天的时间，与今本相校，写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 至于张先生写成《校勘记》一文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1946年，而事实上是在1947年年初。据《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所言，张先生1947年1月2日才借得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1947年1月4日，张先生表示校毕《说苑》后，当缮写为《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附于《积石丛稿》之尾刊布之。(17)又，张先生在致杨树达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舜徽来至此邦，常欲得石室中卷轴以勘正古书……独有嗜古之土张君香冰，精赏鉴，富收储，因友人之介，得假观其所藏古写本《说苑》残卷，石室中遗物也。……信为唐人写卷无疑。足以订正今本讹误脱漏者都百余事，已缮为《校勘记》一卷，谋付排印以公诸世，俟印成当邮呈教正。”(18)此信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七年正月廿三日，即公历1947年2月13日，此时《校勘记》尚未刊印。现今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积石丛稿》，内含《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扬州阮氏学记》、《乾嘉三通儒传》、《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五种论著，是张先生寄送给钱基博先生的印本，扉页有“子泉先生正之，丁亥春日，舜徽寄自兰州”之语。丁亥年即为1947年，因此《校勘记》的完成时间、刊行时间都是在1947年年初。(19) 《校勘记》初附于《积石丛稿》，后来又收入齐鲁书社出版的《旧学辑存》之中。文章一万多字，堪称校勘文章中的精品，主要有以下内容： 1.叙述借得《说苑》写本的缘由，并鉴定其真伪。张先生称：“余以丙戌之秋，来游陇右，访古探奇，殆无虚日，颇欲得敦煌写卷以勘正古书。问诸故老，则数十年间，为好事者搜罗尽矣。……其后得交天水冯仲翔教授，为余道其事尤详。仲翔又称此邦好古之士张君香冰，藏有古写本《说苑·反质篇》残卷，敦煌石室中物也。张君宝爱之，踰三十年，不轻示人，暇可偕往一观。余闻而惊喜，因仲翔之介，访张君于滩寓庐，出示所藏明清人书画真迹，赏览终昼，叹为富美。末乃发椟出此卷，书法秀绝，运笔与上虞罗氏景印之《隶古定尚书》残卷略同，而字之工整过之，信为唐人写本无疑，把玩移时，不忍释手，主人惠然见假，余因携归。”(20) 2.判断《说苑·反质》残卷的校勘价值。《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的完成，本身就说明写本《说苑》有供校勘的价值，且冯国瑞事先告诉过张先生，写本《说苑》与今本“不同之处至多”。 3.广罗异本，进行校勘。张先生校对《说苑·反质》，以敦煌古写本为主，“取明程荣校刊本(即涵芬楼景印汉魏丛书本)，平湖葛氏传朴堂藏明钞本(即《四部丛刊》本)，及坊刻诸本，杂校之。”(21)其中坊刻诸本包括了崇文书局本，如第五章“丹朱敖虐，好漫淫荒，不修理化”条校勘记写着：“今本俱无‘荒’字，明钞本‘敖’作‘倣’，程本、崇文书局本‘敖’作‘慠’。”(22) 4.总结今本、古本致误之由。张先生将残卷与今本相校，从知今本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具体说来，今本致误有十二类：有字画分毫之差而关系弥大者、有一字讹误而文义不显者、有一字灭烂而辞旨未明者、有误夺一字而句意欠完者、有误倒一字而语气全晦者、有讹误数字而意义不通者、有夺脱数字而旨趣随失者、有学者旁记之字阑入正文者、有上下语相对而下句误倒一字者、有上下语相对而下句误衍一字者、有上下语用字重叠而下句妄删者、有原文甚长而传写省约其辞者。(23)今本谬误甚多，古本笔误也不少：“至于唐人写书，亦多笔误。如旗之作祺，陛之作阶，刑之作形，遗之作贵，贼之作则，椟之作遗，屦之作屡，帷帐之作惟怅，无烦悉数，自可反隅。学者一览瞭然，又不必固守旧本循讹袭谬也。”(24) 5.推测敦煌石室原来的储书情况。张先生称：“敦煌石室发见之卷轴，十九属佛经。凡著录于《敦煌劫余录》、《敦煌缀琐》及法人伯希和所编《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者，间亦有群经、《老》、《庄》、《文选》诸残卷，而两汉子书不少概见。《说苑》原书二十篇，今此卷虽止存其末帙，实海内外孤本，尤堪珍异。且由此可知石室中写卷初本遍及四部，特今日散佚不能尽见，为可惜耳。”(25) 《校勘记》不仅结构清晰，内容完整，所体现出的校勘方法与校书态度也值得称道，主要有以下4点： 1.标明《说苑·反质》章次，以便校勘。“《说苑》每篇不标章名，而叙次章段自分明也。今校此篇，若不标明章次，则易致混淆，故依《四部丛刊》景明钞本，釐全篇为二十四章，首三章已全脱，第四章亦灭烂十余字，余均完好，讫卷末。”(26) 2.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校定文字。第六章“淫泆者，文饰之秏也”条云：“今本作‘淫泆者，久饥之诡也。’案：古写本作‘文饰’，是也。下文云：‘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之有也。’正所以申明其义，今本讹作‘久饥’，谬甚。”(27)此条校记运用了本校法。第四章“为可常，行可又”条云：“今本‘常’作长，‘又’作‘久’。案：古写本作‘行可又’，初疑‘又’字为‘久’字形讹，嗣审思之，乃知即‘言思可再，行思可复’之意，非误字也。”(28)此条校记用了理校的方法。第五章“上乐以刑杀为威，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条云：“今本‘下’字上有‘天’字。案：此二语相对为文，上下二字，又相并立义，古写本不作‘天下’，是也。下文又云：‘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服以慢欺而取容。’亦以上下二字对举。”(29)此条校记综合运用了本校、理校等校勘方法。 3.不迷信古本，唯求其是。第八章“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侍死”条云：“今本‘侍’作‘传’。案：原文‘侍’当作‘待’，写书者恒以从彳之字，误作亻。古写本此卷中‘徒’、‘役’字悉作‘徒’、‘役’，其明证也。”(30) 4.不能判定古本、今本孰是者，存疑。第四章“长无用矣。夫好淫泆，非圣王之所急也”条云：“今本作‘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案：循古写本文义求之，则‘长无用矣’四字当连上句‘则恶事夫奢物也’作一句读。‘夫好淫泆，非圣王之所急也’句，乃下文发端语矣。循今本文义求之，则‘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乃总结上文之辞。”(31) 张先生校勘《说苑·反质》之前，先鉴定古本的真伪、并判断有无校勘价值。校勘时，在版本方面，以古本与程本、明钞本、崇文本等相校，以古本为主，又不迷信古本；在校勘方法上，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进行校对。校勘完成后，总结今本、古本致误的原因，并推测敦煌石室原来的储书情况。(32)整个校勘过程，次序井然，堪称校勘文章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