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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讲方法论的问题。 我的讲演的标题是做学问与做人，副题是人生观与方法论。人生观是任何人都有的。但做学问是很少数人，要讲做学问的方法，似乎与大多数人无关，甚至就是在座的许多人毕业以后，也不一定都要做学问，很可能是从事其他种种职业。 如此说来，讲方法论就没有普遍意义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做学问的方法和做各种事业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朋友聚会，他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香港的学校原来都是按英国的制度，每个学校的教授岗位是固定的。老教授不死，不论你有多高的水平，你也当不上教授。这位老朋友叫许冠三。他有一本大陆学者都知道的著作，叫《新史学九十年》。如今他已过世了。我们1983年相识，1991年我到香港开会，他请我吃饭，那时他早已退休，说他在搞一些小生意，大概是炒股票，挣了点钱。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有相通之处，能把学问做好，也能把生意做好，因为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如果不是做生意赚了点钱，我也不可能请你到这样的餐馆来吃饭。 他说做学问与做生意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我自己没有这种体验，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做“理一分殊”。意思是说，天下万事，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状态。但那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你钻研到极点，才能把握到。《文心雕龙》上说，要“勾深取极”，《文史通义》则说“触类旁通”，你只有“勾深取极”了，才能“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就是证明“理一分殊”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我今天讲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做学问，也适用于做其他事业。但因为我自己是做学问的。所以讲到实际事例时，多半说的是学问上的事。我这个人，只会读书，写书，写文章，别的事都不会做。我虽然领导着两个学会的工作，但我实在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办事全靠年轻朋友，我的一些学生。前人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指我这种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