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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讲方法论。 做任何一项学问，乃至做任何一项事情，都需要首先了解有关情况，也就是先要占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文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要注意，“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关键是必须充分。大家知道，马克思很穷。他买不起许多参考书。他写作《资本论》所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都是他在大英博物馆中自己搜集来的。那时，他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七时，都在馆中看材料。有一次，他写到某一章的某一节，需要阅读一个不很出名的经济学者的一本书。这个学者好像是叫“西尼尔”的（50多年前读的书，记不清楚了），此人有一本书，其内容与马克思当下要写的问题有关系。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现在急需要看一下西尼尔的这本书，你得给我寄钱来，我要购买这本书。如果我不看到这本书，我的理论上的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写下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充分地占有材料是何等地重视，何等地认真。 所有取得大成就的学者，都是如此。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为了证明“服”字的古音应读作“逼”，他遍读各种古书，共寻出162个实例，来证明他的结论。 所以，做学问，占有材料这一步，是极端的重要。傅斯年形容这一步功夫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上天下地，任何角落，凡是有可能发现有关材料的地方，务必搜索尽净。有一个故事，这是真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一位研究员回忆他初到中研院史语所报到时，傅斯年找他谈话。他事前把自己写的两篇文章给傅斯年先生看过。傅先生对他说，你两年内不要再写文章。什么意思呢？傅先生觉得，这个青年距离掌握所有必需的资料，还差很远，必需老老实实地读书，看材料。材料充分占有了之后，再考虑写文章。 搜集材料是第一步工作，有了材料之后，才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材料，先要将材料进行整理、排比，初步分类；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上面引述马克思的话，是讲注重材料的前半句。后面马克思接着说：“分析它（指各种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发现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可以提出结论了。 由此我们看，做学问主要是两大步骤：一是占有材料，二是研究材料，具体地分析材料，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第一步的关键是要勤，极端地勤奋；第二步的关键是要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有理论思维的训练，才会分析问题，才会发现材料间的内在联系。 训练理论思维，就必须努力地学习一点哲学，学习一点哲学史。恩格斯说，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哲学史。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真理。我在小学和初中读书的时候，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西方第一流文学家的小说的中译本，我差不多都读过。但进入高中后，我的兴趣转向到哲学方面。原因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买了译本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送给我，是这本书把我引上了哲学之路。紧接着我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的理论思维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现在我的学生中，有几个相信我的话，认真读了《资本论》，他们感受到自己深深受益。 理论思维是高度理性的，不可以参杂丝毫的感情，情绪化的东西。参杂了这些东西，就会走向片面化、极端化、绝对化，也就是走向谬误。如孟子批评墨子和杨子都是情绪化，先把对方看成敌对分子，无限上纲。他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不根据实际材料，不顾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只凭主观需要，甚至只由于情绪化，而随意把争论的对方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十分要不得的。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其实，贯穿在方法论里的基本精神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讲，做学问第一步，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就得勤，勤与惰，自然是个态度的问题。第二步，分析材料，要纯用理性，不能参杂感情和情绪。这自然还是个态度问题。如果参入了感情和情绪，就会只用于己有利的材料；放弃于己不利的材料，这样，就不能得到真相了。 前代学者总结出，做学问，特别是做历史研究，同法官断案的道理是一样的，法官是根据现场证据，控辩双方的举证，以及所有搜集到的直接间接证据材料，复原作案的过程，然后作出判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重建历史现场的情景，据此作出判断。两者的程序与方法是大体一致的。中国古代有一位县太爷，他总结自己一生断案的经验体会，提出“勤、谨、和、缓”的四字诀。他认为能做到这四个字，就可以正确判案，避免冤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