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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参与先父张树年先生主编《张元济年谱》工作，近年又与柳和城兄合撰《张元济年谱长编》。蒋维乔日记，尤其是在商务编写《最新教科书》的记载，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上图领导和古籍部同仁帮助下，我查阅了稿本（当时还不具备电子版）。有关记载，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次重大发现。日记中有： 1904年1月18日十下（点）钟，回编译所。张菊翁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槙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旦会商体例，至五下钟议毕。定第一册为六十课，每课又分为二。第一课至六课，皆用单字（半课四字，一课八字）…… 1904年1月19日午后与张菊翁、高梦旦、小谷重、长尾槙太郎等会商教科书，即以今日所编成者作为定本，因复与张菊翁同编五课。 这部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又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上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教科书，就这样起步了。接着，日记中还有： 1904年3月31日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来，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 这部教科书取得成功在此已见端倪。书的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二月二十三日”，即1904年4月8日，而据蒋维乔日记推算下来，实际出版的时间应比版权页所注还早两星期左右。 编辑教科书，也不能闭门不闻窗外之事。日记中有两处记载： 1904年1月30日因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资本家为谋利起见，颇有欲强从之者。而张菊翁、高梦翁及余等均不愿遵之。 1914年3月24日伯鸿（陆费逵）闻及教育部有不正式之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中华、商务两家应协商抵拒方法……，二家一致进行。余允归与菊公商量而罢。回编译所，适菊公来，因告之。菊公赞成。 编译所的秀才们还得想方设法应付当局的干预，这类事不论清朝还是民国都有。 以上两则是出版史上绝好的资料。 笔者在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时，还借助蒋维乔的日记，考定了一桩史实： 张元济在上海先后共有过五个住所，亦即搬过四次家。其中第二次从闸北长康里搬迁到英租界长吉里的时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张树年也只能推断说是1909年。 后来，发现有文字资料表明1910年初张家还住在闸北，而此后不久张元济出国考察了一年，那么搬家最早应在1911年。能不能更精确地考订搬迁时间？张树年回忆说，搬家的原因是“闸北发生了可怕的鼠疫”。蒋维乔日记里可以找到一条足以佐证的记录： 1911年5月26日天保里对面嵩庆里复发现鼠疫，可惧之甚。 于是，张家这次搬迁的时间可确定在是1911年的6月份左右。 《蒋维乔日记》起自1896年，止于1958年，跨时60多年，记述较为详细，涉及教育、出版、佛学研究、中医养生等诸多方面，以及他和许多文化人士的交往，内容十分丰富。今稿本得以化身千百，影印问世，真是学界一件盛事。相信它的出版，必定会有裨后人，对今后的教育史、出版史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