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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岳麓秦简有一条涉及黔首、徒隶更名的律令简文，可称之为“秦更名令”，涉及的对象是平民、刑徒和奴婢。因此，秦统一后的“秦更名方”所见“诸官[名]为秦，尽更”法令当在“秦更名令”之前颁布。作为新政治形势下的更新制度、更新名物之举，上述两种有关人名法令的颁布从客观上维护了先秦礼制，这也许反映了秦统一后在制度更新的血液里含有旧的成分。 关 键 词：秦更名令/秦统一/人名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 作者简介：孙兆华(1986- )，男，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在秦完成统一的历史大潮下，人名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以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出土文献所见人名为视域，可以发现秦统一对于人名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岳麓秦简有一条涉及黔首、徒隶更名的律令简文(本文称之为“秦更名令”①)，对于研究这一历史变化影响意义颇大。 此前涉及岳麓秦简“更名令”的文字仅见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1]257-259和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2]68～90的一部分，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 岳麓秦简律令文书部分的一条简，编号2026，记录了有关秦人更名的法律规定： ●令曰：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弗更，赀二甲②。 这条秦令是统治阶层在国家控制中涉及人名管理的内容，是秦汉人名研究里甚可宝贵的一条材料。这条秦令颁布的时代是何时呢?我们首先想到了与“黔首”称谓有关的这条史料，《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初并天下……更名民曰‘黔首’。”[3]239这在岳麓秦简《奏谳书》中可见实证。有学者指出：“第二类案例中存在一些在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被删改的地方，可知第二类编写时间正好跨越秦王政至秦始皇的时代分界。例如简167称‘民大害殴(也)’，简147有同文，将‘民’字削掉，留下大约一个字大小的空白，即‘同、显大害殴(也)’，而简148则将‘黔首’两字挤到一个字大小的简面上，称为‘此黔首大害殴(也)’。……上述削改处似与秦国统一的诸种改称有关。”[4]2、181-182、190 但“黔首”一词并不能作为断代的一个标志。“秦王初并天下”，指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及其稍后一段时间。此时，全国范围内更名民为“黔首”，而此前“黔首”一词在战国时期被广泛使用③。所以由此并不能说“秦更名令”是颁布于秦统一之时。但是，由下文可知，“秦更名令”确实是在秦统一后颁布实施的。 “秦更名令”中的“黔首”指代的人群范围是什么?也许在具体语境、不同时期里的“黔首”指代的对象不同④。对于《秦始皇本纪》中的“更名民曰‘黔首’”，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各种自由人。[5]或以为“严格意义上的‘黔首’，指不能服冠的无爵平民和徒役”。总之，将“更名民曰‘黔首’”和“秦更名令”里的“黔首”看成是与高爵者、官吏等特权阶层相对的一般平民，应该是可以的。在这个意义上，“黔首”和一般情况下的“百姓”“民”对等。徒隶，学界则一般以为是指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⑤。可见，此条秦令涉及的对象是平民、刑徒和奴婢。 为何“秦更名令”不含“吏”等特殊群体?有学者认为： 秦代有关避讳的规定，也是有等级规定的。这里所划定的范围是黔首和徒隶两大类，也就是说，它是针对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一般百姓和徒隶而设定的。因此，如果是有爵位之人，可能就不受此令文的约束了。[1] 即认为“有爵位之人”等特殊群体的人名中有“秦”字可能不需改。 或认为： 百姓、刑徒、奴婢要避“秦”为名，官吏更应避讳，秦更名方正为其证。参照岳麓秦令，木方本条当为省写，原文或作“诸官‘名’为秦，尽更”，其意指所有秦朝官吏的私名若有“秦”字，均须更改。[2]78 所谓“秦更名方”是秦统一后所更替名号的一份历史记录，此木方并非正式诏令或文书，而是迁陵县的官员从各种诏令、文书里摘抄出来的名号更替汇编⑥。所见的“诸官[名]为秦，尽更”，是指里耶8-461号秦牍第一栏第十七列的内容，原释文作“诸官为秦尽更”。[6]156“名”字是学者补释的。若这种补释无误，那么“诸官[名]为秦，尽更”是否可以解作“所有秦官吏的私名若有‘秦’字，均须更改”?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里“官”的解释很重要，而作“官吏”解更合适。“官”在秦汉时期有“官署”或“官职”“官事”的意思。如在同一牍上第一栏第十二列所谓“□如故更废官”[6]156的“废官”，传世文献如《汉书》常见“修废官”“朝亡废官”，[7]955、1117这里的“官”当作“官署”或“官职”“官事”解。又如居延汉简所见的“甲渠候官”的“官”即为“官署”之意。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官”也可作“官吏”解。游逸飞认为：“里耶秦简J1(9)981‘田官守敬’说明‘官’字有时亦指官吏，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学者虽对‘为吏’、‘治官’的意涵尚有争论，但皆同意‘吏’、‘官’、‘黔首’均为人群之称，‘官’为‘官吏’之意。”⑦ 根据对象不同，部分秦法令的颁布可能有一个从特殊群体到下层人群的顺序。《史记》保存的秦史记录可见以下几条史料，[3]200，708，288或许由之可推知这个顺序。 秦简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带剑”。(《史记·秦本纪》) 秦简公六年(前409)，“初令吏带剑”。(《史记·六国年表》) 秦简公七年(前408)，“百姓初带剑”。(《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上前两条材料所述相同，都是说战国初期，即秦简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带剑”；第三条材料“初带剑”的对象则是“百姓”。前后两年先后令“吏”“百姓”“初带剑”在《史记》中的多次记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或以为确实是两次法令分别令“吏”“百姓”“初带剑”⑧，或以为是一个事件的多次记录，“吏”“百姓”指的是同一个群体⑨。考虑到第三条材料的特殊性以及秦史年代的问题⑩，产生这样的分歧就很自然了。这里把“百姓”视作“平民”或“黔首”解。以上三条材料说明，秦简公时期曾先后令“吏”“百姓”带剑。 由上可见，既然战国初期秦就有对于“初带剑”从上到下的颁令次序，秦统一后又有“秦更名方”言及“诸官‘名’为秦，尽更”，那么或可推知：根据对象不同，部分秦法令的颁布可能有一个从“吏”等特殊群体到“百姓”或“黔首”“徒隶”等下层人群的顺序；进而，吏“名为秦者”可能先于“黔首、徒隶”已更名了；由下文可知，“秦更名令”颁布于秦统一后，那么此令当后于“秦更名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