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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秦更名令”这样的说法，只是本文为讨论方便而暂拟。本文曾在“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学术会议(烟台，2015年8月6-9日)宣读，原题为《秦统一对人名的影响——秦简所见的更名与避讳》，现在从题目到内容都做了一些修改。 ②简文“有”字后还有一“有”字，陈松长认为后一个“有”字衍，今从之。参见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0日；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第258页。 ③对于“黔首”，清代学者王念孙认为：“盖旧有此称，而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创为之也。”见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王子今认为：“关注秦统一之前已见‘黔首’称谓的事实，似不能排除‘黔首’称谓早先即在秦地通行的可能。”“‘黔首’称谓的使用，战国时期可能亦不限于秦地。”见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还可参见张传玺《“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收入氏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袁林《析更名民曰“黔首”》，《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解民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十分可靠的信史，因为司马迁去秦不远，并翻检阅读过《秦纪》，‘黔首’之称，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开始出现，此前则无。当然这并不能肯定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国就没有‘黔首’的称呼，但至少可以说明秦国官方此前一般不用‘黔首’来称民”。见李解民《民和黔首——兼评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文史》(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1984年。随着秦简等出土文献的出现，“秦国官方此前一般不用‘黔首’来称民”这样的看法已不准确。 ④朱湘蓉在对比了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入黔首”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入人民”后，认为：“黔首作奴隶解在目前的材料下只能作为语境义看，还不能确定为义项。”见朱湘蓉《说“黔首”》，《呼兰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⑤关于“徒隶”，李学勤根据里耶秦简认为是“隶臣妾、城旦舂和鬼薪白粲”。见其《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之后还有“徙隶”的争论，见张俊民《龙山里耶秦简二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蔡万进、陈朝云《里耶秦简秦令三则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李力《论“徒隶”的身份——从新出里耶秦简入手》，《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又见《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东京外国语大学AA(亚美)言语文化研究所，2009年，第425-434页。曹旅宁进一步认为：“里耶秦简中，徒隶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又能被政府所买卖，具有罪犯奴隶的性质。其刑期是终身的。”见其《释“徒隶”兼论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游逸飞据后者说法将“徒隶”释作刑徒、奴婢。见其《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8页。关于徒隶身份的详细讨论，还可参见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⑥“秦更名方”原编号8-455，后来编号8-461。该木方的介绍和研究参见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5页；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8-90页。 ⑦“官”字作“官吏”解，游逸飞又指出：“里耶秦简J1(9)981‘田官守敬’说明‘官’字有时亦指官吏，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学者虽对‘为吏’、‘治官’的意涵尚有争论，但皆同意‘吏’、‘官’、‘黔首’均为人群之称，‘官’为‘官吏’之意。”见其《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第79页。 ⑧林剑鸣将两者并提，似乎也是认为两者是不同人群。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目前看来，民俗史学者、小说史或文学史的学者、部分其他历史学者支持此处“百姓”代指平民的看法。如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李零《放虎归山》(增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⑨白化文把“百姓”解作“大小官吏和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人物”，见白化文《关于青铜剑》，《文物》1976年第11期。杨宽则认为：“‘百姓’二字，此用古义，即谓‘百官’，与‘吏’同义。”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⑩关于《秦始皇本纪》“百姓初带剑”所属附录部分的史源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此部分是《秦记》，一种认为是后人附加，一种认为是别种“秦记”；此外，“初”字句式似乎是秦史记事的一个特色，表明秦的历史记录重视从时间上记录事件的发生。这两个问题，参见吕壮《“秦记”相关问题探析》，待刊。秦史年代的问题，参见林剑鸣《秦史稿》，第3-6页。 (11)这里对单于上书更名一事的时间问题稍作讨论。《资治通鉴》将匈奴单于上书改名事系于元始二年。陈槃认为《匈奴传》和《王莽传》的两处记载“以上并元始二年事也”，参见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8年，第30页。王云度也是如此看法。见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01页。东汉荀悦的《汉纪》将之系于元始四年。考虑到汉平帝更名诏是在元始二年发布，匈奴单于顺应王莽心意更名当非两年后，荀悦可能是误读《汉书·王莽传上》的记载。 (12)简文引自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更多实例，参见[日]大庭脩编《居延汉简索引》，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 参考文献： [1]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4. [2]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M]//魏斌.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5]陶之甘.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J].社会科学战线，1985，(3). [6]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孔颖达.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9]郎保利.长平古战场出土三十八年上郡戈及相关问题[J].文物，1998，(10). [10]周天游.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粹[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 [11]董珊.论阳城之战与秦上郡戈的断代[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2]许雄志.秦代印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